| 從以下本報記者與張奇開的對話中，讀者或許能更深度了解卡塞爾文獻展的價值和意義，從而在研究和觀察中國當代藝術的過去和未來中擁有更多的借鑒作用。
問：在雙年展、博覽會等多種大型展覽風靡全球的今天，卡塞爾文獻展的獨特的價值何在？
答：“文獻展”並非像漢語理解的“文獻”性質的展覽。“文獻”的德語原文是“ducomenta”，詞意是“讓人知道”。而文獻展最大的價值一言以蔽之：它是一個有問題意識的展覽。從20世紀開始，西方的知識分子就明確意識到了自己身處的時代是有問題的，而問題的根源來自由西方人自己設置的現代性的陷阱。文獻展和形形色色的國際大展在展覽路線上有著諸多不同，但這種獨一無二卻表現為與生俱來的無形式性，反對任何一種固定模式，而同時又形成了自己的“當代藝術的一套密碼”。它的開放性還在於：它允許非西方化的思想和行為對它自身的畸形行為進行糾正。
問：如何理解歷屆卡塞爾文獻展的主題？
答：第一屆文獻展的主題是“20世紀國際藝術展”，參展藝術家除了3位美國人外全部來自西歐。如此狹隘的範圍怎樣稱得上國際藝術展？但那時候的西方人並沒有能力意識到他們設置的遊戲規則是多麼的幼稚可笑。第三屆的展覽主題是“百日博物館”。這個主題很明確地顯露了策展人對藝術展的展示方式的基本態度：藝術是人類文化的經典積澱，它是高雅的，精英化的，與公眾保持著距離，它需要尊重和敬仰。第五屆文獻展提出的主題是“百日事件”。這就標誌著文獻展從一種封閉的室內展示轉向社會，促使藝術與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這個轉向幾乎決定了文獻展至始至終都必須保持先鋒精神的方向。而第十屆文獻展則確定了“百日來賓”的方針。 策展人請來100位知識分子在展覽的100天內，每天一人就當下政治、經濟、哲學、藝術、科學等提出一個命題，展開討論，試圖從西方人的語境角度來詮釋冷戰結束後在全球範圍內形成的新的文化衝突格局。第十一屆文獻展請來了一位黑人擔任策展人，主題是“後殖民與全球化”，關注的是進入後殖民時代之後，由西方發端推行的全球化運動帶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各種負面效應。第十二屆文獻展的主題是“形式的遷徙”，策展人試圖在已經失去了“美的自主性”的今天重建藝術美的秩序和審美教育。從這些展覽主題中可以看到，文獻展經歷了從歐洲中心主義到開放性、後殖民主義、再到認同文化的互相融合和互相影響的全球觀念的變化，具備了一種強大的、能對自身的判斷力殘缺不斷進行修正的功能。
問：你在寫作中如何體現文獻展的歷史線索？
答：我是一個對數據非常感興趣的人，因為只有數據是最可靠的事實陳述。當我掌握了有關文獻展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後，我首先是把數據排列出來，通過一屆一屆的數據變化，我們就可以看出文獻展的發展趨勢。比如，第一屆的觀眾人數是13.4萬人次，到第十一屆，就已經上升到了65.1萬人次，不到半個世紀就增長了4.83倍。另外，第一屆的展覽經費預算是37.9萬馬克。到第十二屆，預算是1900萬歐元（約合3800萬馬克），增長了94.99倍。然後我找出了每一屆與主題有關的事實性的資料進行簡化，用概括行動語言把它們歸納起來。接下來我就從時代背景、意義、作品、展示方式、展示效果、展覽問題、社會批評、策展人、組織形式、傳播方式等等，進行系統闡釋。在闡釋過程中，我儘量保持一種無立場的中性態度，並堅持採用中國讀者熟悉的書寫語境。在書寫過程中我特別注意與每屆文獻展同時發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事件的關聯性。
問：西方收藏家如何看待作品的學術價值？
答：藝術品本身就是既具有藝術性又具有商品性雙重性格的産品。但必須強調的是，藝術品的藝術性是首位的，商品性是第二位的，這種關係絕不可以顛倒。畢加索的一件大小僅0.84平方米的作品《拿煙斗的男孩》可以賣到1億多美元，而一件沒有學術支援的低端作品只能賣到10個美元。不管是誰的作品，材料成本沒有太大的差別，其附加值全部由藝術價值來決定。
什麼是藝術價值？在西方，藝術作品的價值取決於這位藝術家或他的作品在美術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力，而這個影響力一定是來自它的先鋒性，獨創精神和獨特的技巧。這些定位，一般情況是下是由美術館、美術史家、批評家的參與來確定的。不過在中國，這個系統還比較混亂，1990年代中國的當代藝術基本上是被幾個並不懂中國現狀的西方人劃定的標準，進入21世紀以後，資本掌握了絕對話語權。也就是説，資本選中了誰，誰就是重要藝術家。以上現象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所以我們必須選擇，是將錯就錯呢，還是重建和重新整理我們的當代藝術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