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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講差異，東西方文化就存在根本的差異，這是亞洲最根本的課題。亞洲有責任深刻地研究自己的東西。”——郭建超
在年前的《我負丹青——吳冠中捐贈作品展》上，記者見到了新加坡美術館館長郭建超。記得去年年初在採訪曾梵志時，他曾高度評價新加坡美術館為他舉辦的個展。那麼，新加坡美術館又會何獲得吳冠中的垂青，接受了其最大的一批捐贈作品？始終關注亞洲文化特性的郭建超，又是如何看待亞洲藝術市場出現的“亞洲整合”的趨勢的呢？帶著這些問題，記者對郭建超做了專訪。
從吳冠中到張曉剛
郭建超表示，新加坡美術館雖然將新加坡與東南亞藝術作為館藏與研究的主要對象，但對中國當代藝術也情有獨鍾，不僅有吳冠中捐贈的藝術品，還在1999年辦過中國當代藝術的群展，參展的藝術家包括張曉剛、方勵君、岳敏君、劉煒等；2001年也辦過群展，參展藝術家包括劉小東、方勵君、蘇欣平、郭晉等人。此外，還分別在2007年與2008年舉辦過曾梵志的“理想主義”與俸正傑的“本色”等個展。
説到這兩代藝術家的共同點，郭建超指出了他們的創作所體現的東方的審美觀點，比如對意境的追求等。即便是那些當代藝術家，雖然有強烈的表現主義的東西，但也有比較含蓄的表達方式，對質感有特別的體味，包括其筆法與色彩的運用，也與中國的傳統繪畫有關，有的也有文人的意境在。不過他強調，吳冠中在文革後提出形式美、人體美、抽象美，可謂開天闢地，有特別的意義。他出生於1919年，一貫對文化表現出強烈的關注，這是20世紀特有的現象。像他這樣的藝術家走在時代的前面。學術界有關抽象、具像、形式主義等概念的爭論相形之下都有局限性，都是從西方的角度所做的一般性的討論。其實，用亞洲的審美觀來看，寫實不寫實並不重要。比如印度的藝術也是強調心與物的交界，其中個人的表達最重要。具體的藝術手法可以是具像的，也可以是抽象的，但都已經過個人的過濾。
東西方文化存在根本差異
談到在全球化時代出現的“亞洲整合”趨勢。郭建超指出，後現代講差異，東西方文化存在根本的差異，這是亞洲最根本的課題。亞洲有責任深刻地研究自己的東西。這種研究雖然會和西方的研究重疊，但亞洲不能只用西方藝術史的標簽，可以採用那些暫時性的定義，但那只是為了方便討論。在亞洲的現代化進程中有人只管向前走，這很不負責任。全球化會帶來傳統的解構，但真正的解構，還是需要研究各種文化之間細微的差別。
他還説，前不久溫哥華出版的《藝術》雜誌提出“後西方”階段的説法，令西方學者十分尷尬。為什麼會有這樣極端的態度？有學者指出，其中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而他卻要強調，民族主義不等於國家主義，這是對亞洲文化的責任。西方有一種指責：國家主義。如果把這個當作一個研究課題，有一種比較認真研究的態度，那就不能有“大中國”、“大亞洲”的意識。他説：“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價值是謙虛。如果保留這個傳統價值，我們在國際上的討論就有正面的作用。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出現了一些象徵中國文化的符號，但我們要問的是，這些符號是不是中國的代表？”由此産生的問題是，個人對傳統文化的了解下了多少功夫？這需要開放民主的態度，需要對宗教的了解，需要深度地了解對方。在亞洲的範圍裏怎麼看西方？可以做也必須做的事很多。而中國與印度、中國與東南亞的比較，也都有許多工作可做。我們對西方了解很多，但是，做其他文化區如亞洲的研究特別重要，應該更積極地去做。
藝術不同於社會調查
郭建超指出，新加坡是一種多元文化，其核心的部分之一是中國文化。而從五四運動到今天，中國文化在新加坡走過的道路與其在中國本土所走過的道路完全不同。他認為，研究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在這種不同的歷史進程中是怎麼展開的，是很有意義的。正是本著這樣的眼光，新加坡美術館接下來還會做中國當代藝術家盧昊、方勵君的個展。同時又會把新加坡藝術家林子平推介到中國，在中國美術館做個展。
説到在“亞洲整合”中流行的“動漫現象”，郭建超強調，儘管是在動漫環境裏，但是繪畫是不會被消滅的。繪畫作品會讓觀眾靜下來觀看，如果能用動漫的語言表達非動漫的價值，有思想性，有文化批判的態度，有審美意義，那就有價值。但如果只是做社會調查，那麼，藝術的提升作用在哪？藝術有很多的可能性，有微妙的東西、人性的東西，那正是我們所一直追求的。
人 物 簡 介
郭建超是新加坡美術館館長。他畢業于加拿大新科斯金藝術大學及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美術史研究院。主要著作有：《新加坡美術百年史——匯流》（新加坡美術館1996）、《東南亞現代美術》[與周雁冰合著]（廣西美術出版社2006）及多篇學術論文。郭建超于2002年獲頒法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是多個國際視覺藝術大賽及年展，如福岡三年展及愛馬仕南韓藝術大獎的評審，也是新加坡在聖保羅及威尼斯雙年展的首個展覽的總策劃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