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達人生根深蒂固的痛苦情感上，石建軍與盧奧十分接近，但他們對痛苦的理解有些不同。盧奧借助個人的受難來表現痛苦，石建軍則借助大地的荒蕪和文明的廢墟來表達痛苦。在石建軍的作品中很少出現人物，因為在浩瀚的宇宙和歷史的長河中，個人的存在實在無足輕重。如果説盧奧作品中人的受難在根源上與基督教的原罪觀唸有關的話，石建軍作品中的大地的荒蕪和文明的廢墟就來源於對宇宙和人生的直覺，而沒有太多的神秘氣息。

　　石建軍與盧奧的不同，不僅表現在題材上有大地與個人之間的區別上，而且表現在對拯救的不同喻示上。盧奧的作品不是單純地表現苦難，它們在表現苦難的同時也在實施拯救。不過，盧奧的拯救並不是用華麗的天堂的形式來實施的，而是以上帝與你同在的形式來實施的。上帝不僅是在你快樂、幸福、完美的時候與你同在，在你受難的時候也與你同在。上帝的光芒滲透在受難的人體之中，在與受難者一道受難，在替受難者受難，這是受難者得以救贖的種子。我沒有將石建軍某些作品中神秘的天光視為救贖的象徵，相反我看中了那些毫不起眼的荊棘。正是那些在荒原上倔強地伸展的荊棘，展示了生命力的強大。正是那些渺小而卑微的荊棘，讓我們見證了生命力的不可戰勝。同時，正因為對渺小而卑微的荊棘的關注，讓石建軍的作品避免了陷入空泛的浪漫主義。

　　儘管出生貧寒，但盧奧生活在大都市巴黎，並且在教堂做過學徒修理過彩色玻璃畫，他見過大街上苦難的窮人和屈辱的妓女，對宗教生活中的受難與拯救有深刻的體認，但沒見過受難的土地，沒有見過從土地中生長出來的倔強的生命。石建軍不同，他出生在湖南的一個偏遠農村，出生在一切宗教都被視為要徹底破除的迷信的文革之中，他沒有盧奧的都市生活經驗和宗教體驗，但他有農民對大地和生命的天然的直觀能力，由此，他用荒蕪的原野和倔強的荊棘來隱喻受難和得救就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儘管石建軍的作品並沒有明顯的宗教符號，但它們傳達出來的宗教精神卻同樣強烈，而且比那些充滿宗教符號的作品更加直接和自然。這是一種沒有宗教儀規和密碼的宗教，一種樸素的、人文化了的宗教。

　　如同盧奧作品中的拯救不是華麗的天堂而是上帝與受難者一道受難一樣，石建軍作品中的拯救不是浪漫的烏托邦而是喚起我們刺痛經驗的渺小的荊棘。荊棘既是從苦澀的荒原上生長出來的生命，但它們同時又喚起了我們的刺痛經驗。我們是在痛苦中得救的，這是我從盧奧和石建軍的作品中讀出的共同主題。

　　我在石建軍的作品前流連，仿佛被它們緊緊地攫住。我如何會喜歡如此苦澀的作品？我不認為原因是人們都喜歡苦中作樂。我將這些苦澀的作品視為自我認識的鏡子。苦澀將我們打入了生命的底層，剎那間將我們的生命從周圍世界中隔離出來，讓我們獨立不依，孤立無助。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羅蒂會將疼痛視為不服從語言敘事改變的剩餘者。疼痛將我們定在現在這裡。我們在痛苦中回到了自身，這是一件多少有些荒誕的事情。人們在努力實現自我的時候反而迷失了自我，在無奈放棄自我的時候反而得到了自我。這是一個讓人無比痛苦的認識，沒有多少人敢直面這個認識。

　　石建軍的作品讓我直面這種認識，由此而産生了一種出乎尋常的輕鬆感，一種掙脫束縛的自由感，一種終於到家的愜意感。一種完全裸露的生命在荊棘的刺紮下熱血沸騰。我不再覺得寒冷。然而，這瞬間激發起來的暖意，很快就消失在暖風的撫摩中。在迷失自我的快樂中需要一點苦澀，如果我們還打算找回自我的話。

　　2008年12月26日于北京大學蔚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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