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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信夫
北京四大城區之一的崇文區，無疑是由崇文門而得名的。崇文門原為元大都的十一個城門之一（當時名文明門），是南城三個門最東的一個。明朝改建北京城，將十一門改為九門；文明門的位置雖然未動，但改名為崇文門。清朝沿用此名，直到今天。這中間有許多遺聞鐵事。
元大都城是用土夯成的(上古叫做"版築")，下寬上窄，巍然屹立。開始建築于1267年(元至元四年)，完成于1276年(至元十三年)，整整十個年頭。因為是用土夯成的，於是産生了如何防止雨水沖刷城土的問題，後來用千戶(官名)王慶瑞建議，"以葦排編，自下徹上"。就是用葦簾子自下往上覆蓋，像人穿蓑衣一樣，簡稱葦城或蓑城，並在文明門外設立了陰場。《析津志》載：每年都要"收葦以蓑城"，達"百萬"(擔)之多。今天崇文區內的草廠頭條到十條，南、北、中蘆草園(原名蘆葦園)等地名，都與元朝的收葦場有關。後來由於元朝發生皇位之爭，守城一方恐怕對方用火攻城，乃撤去葦簾。
元大都為什麼開十一個門，南三北二，東西各三?正史上無記載。元末明初寫成的《農田余話》(著者不詳)説，"燕城係劉太保定制，凡十一門，作哪吒城三頭六臂兩足"的形狀。稍後的張昱也寫道："大都週遭十一門，草苫土築哪吒城。"似此，十一門是採用傳説中哪吒形象的象徵了。進城三門是"三頭"，北城二門是"雙足"，東西各三門是"六臂"。"幢幢十一門，車馬如雲煙"(清乃賢著《金臺集》)，可見大都是非常熱鬧的。至於把大都設計為十一個城門的"劉太保"就是劉秉忠。他當過和尚，法號子聰，做官後改名劉秉忠。元朝最高統治者是信佛教的。劉由一個叫海雲的和尚介紹，見到了還未繼承皇位的忽必烈。劉跟著忽必烈打雲南，伐南宋，很受忽必烈重視。忽必烈奪得皇位後，封劉為太保，參與國家大事。劉秉忠雖是佛教徒，但精心研究道家的學説，對於《易經》的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宋代邵雍《經世書》中的"先天象數"都津津樂道。建築大都城時，尤其在規劃設計方面，他是主要負責人之一。所以，他為迎合元朝最高統治者"國運綿長"的狂妄、迷信心理，為發揮自己的理論，施展自己的抱負，從城門數目的設計上，來宣揚毫無根據的"神道設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劉死後葬在盧溝橋。
元朝的文明門，在當時又叫哈達門。《日下舊聞考》引晰津志》説："哈達大王府在門內，因名之。"哈達大王為何許人，已不可考。"哈達"又訛傳諧音為"哈大"、"哈德"，直到解放前還有哈德門牌香煙。在元朝，哈達門這種稱呼，已超過了文明門。一些知識分子在寫作時，認為"哈達"、"哈大"不夠文雅，一方面利用它的諧音，一方面利用文明門在南城東端的地理位置，寫成"海岱門"。明朝人蔣一葵寫的《長安客話》説："泰山、渤海俱都城東盡境，元時以'海岱'名門取此。"海，即渤海、東海；岱，即岱宗，岱宗即泰山。唐大詩人杜甫《望岳》就有"傷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的詩句。這兩個地方都在東方，解釋的較有道理。到了清乾隆時，楊從清著的《北京形勢大略》又説：(崇文門)"又曰海岱，言山陬海皆梯航納貢，稅課司在焉。"這只是從明朝人史玄《舊京遺事》上"京師九門，皆有課稅，而統于崇文一司"一語而來。由於祟文門有個總課稅司，就把"海岱"解釋為"山陬海耀"，這是極為牽強的。但不管對"海岱"二字的解釋如何，明清的文人雅士，甚至最高統治者都往往不用"文明"、"崇文、而用"海岱"。如明人卓明卿《登崇文樓》詩："城頭初夜凈氛埃，海岱分明望眼開，紫氣半空時入座，秋聲萬里此登臺。"登上海岱門，秋高氣爽，紫氣東來，眼開萬里，何等雄壯！清人著的《白華堂詩錄》："海岱瞻門高，風塵苦身賤。"以自己的"身賤"襯托、歌頌海傷門的高聳。因而從元到清不斷有達官名士，居住在崇文門一帶。如《宸垣識略》載：元朝御史王儼在文明門外東南裏許，築有別墅，"園地構築，甲諸邸第"，更有一座"水木清華亭"，尤為出眾。當時人許有壬記雲：登上此亭"北瞻闉?(城門)，五雲杳靄；西望舳艫(指通惠河上船隻)，泛泛于煙波浩渺、雲樹參差之間"。可見當時文明門附近的盛況。死後被賜溢為"文正"的雍正進士、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的劉統勳(按清朝的溢法，"文正"最難、最少)，雍正賜他禦制詩是"海岱高門第"，意思説劉是住在海岱門的一戶高貴人家。《水曹清暇錄》又記有名書法家張照(字得天)也住在崇文門外，"展宇宏深，有楠木廳"，極為講究。不過，清朝時代的崇文門，已不是元大都的南城城址和明朝初期的都城最南端，而是變成較為熱鬧的內城了。
經過是這樣的：明燕王朱橡原來封在北京，在奪取了他的侄兒建文帝的皇位以後，年號永樂，決定把首都由南京遷到北京。於是從1406年(永樂四年)在元大都城的基礎上，改建北京城。1420年(永樂十八年)建成。改建後的北京城，第一，把元大都的南城城址，向南移了0．8公里。原來大都南城城址，約在今天天安門廣場北段，南移後成為現在的樣子。同時把北城拆去，東西城也拆了一部分，另建了北城。現在的安定門外和薊門橋附近，還有元大都土城的遺跡。第二，把土城改為磚城。元大都的土城雖然披上"蓑衣"，但葦簾子終不能抵擋雨水，所以在元朝一代，部分"城崩"的事經常發生，只在忽必烈時代的至元二十年到三十年之內，就"城崩"八次。每次修理，興師動眾，勞民傷財，所費不貨。明朝改建的磚城也略呈梯形，下寬上窄，每行磚與每行磚之間，往上稍有凹進，以利雨水下流。第三，把元大都的十一門改為九門，南城三個門照舊，只把城門的名稱改了，如文明門改為崇文門，直到今天。
到了西元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為了防止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計劃在整個北京城外，再建築一道外城，結果困于財力物力，只在南城外築成一條東西狹長的城墻，就是今天的東起廣渠門、西到廣寧門的外城，又叫羅城。這樣一來，昔日北京城最南面的崇文門，就成為內城。街道店舖，住戶人家，出人此門的官吏商人，日益增多。
清朝人關以後，在城建上沿襲明制。它為了調劑在京滿人官吏的收入，"京師九門，皆有課稅，而統于崇文一司"(見明史玄《舊京遺事》)。起初在《戶部稅則》中規定，行李不在納稅之列，"然而外吏人都，往往有應納稅之物，如續綢緞布等"。於是"徵私錢以為免稅之資"，甚至"雖無貨亦徵之矣"。關吏"又四齣巡邏，得之指為漏稅，加倍罰之"(以上均見《天咫偶聞》)。清朝陳康棋《郎潛紀聞》載："吳江陸中丞以山東布政使陛見，關吏(指崇文門稅局)所索過奢，公實不能與，乃置衣被于外，攜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稅為!'既入，從故人借衾褥，事竣還之而去。"課稅時，手續繁多，盤問備至，延誤時日。一般小商販，也須排隊等候。天長日久，小商販想出一個辦法；根據自己貨物多少，把稅款插在帽沿上，走到關口，關吏取下銀錢，立即放行。清人查嗣瑮曾有一首詩説："九門徵課一門專，馬跡車塵互接連。內使自取花擔稅，朝朝插鬢掠雙錢。"這錢即歸關吏私有。崇文門稅局收入甚多，為了防止其他官吏忌妒，以"獻鮮"為名，每年三月。向皇帝及大臣送黃花魚，十月送冬筍和銀魚，成為變相的分贓。當時又規定城內不許開"燒鍋"，凡外來酒類皆由官方指定的酒商出售，在祟文門指定了十八家，由它們統一收售，統一納稅，俗稱"十八家酒店"。酒稅是很重的，一般釀酒小作坊，為了維持生計，往往在夜間胸前挂著裝滿酒的豬尿脖，偷偷爬過城墻，以避交高稅。這就是"背私酒"的。背私酒是非常辛苦和危險的。他們用脊背貼著城墻，用雙腳和雙手緊緊蹬著和扒著每行城磚微凸出的地方，一點一點往上"爬"，到了城上再用繩子把身體系下去。封建統治者的嚴重剝削，逼得人民九死一生地去謀取生路。所以當時稱祟文稅局是"鬼門關。
明末以來，崇文門外是比較熱鬧的，大小商販，車水馬龍。護城河水清瀅，河上架有橋梁，河中游有畫舫，兩岸種著樹木花草。綠柳迎風，紅花邀月，秀麗非常。明人董喧有《夏日出文明門》詩："文明城外柳蔭蔭，百囀黃鵬送好音。行過禦溝(護城河)回望處，鳳凰樓閣五雲深。"過橋不遠為花兒市，"每月逢四日有市，日用及農器為多。其北四條衚同，則皆閨閣裝飾所需，翠羽明珰，假花義髻之屬，纍纍肆間"(見《天咫偶聞》)。沿護城河往東，為太平宮，俗稱蟠桃宮，每年三月，"都人治酌呼從，聯鑣飛鞚，遊覽於此"，"人眠芳草地"，"箭灑(投壺遊戲)綠楊坡"(見清初人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清末人震鉤也説"太平宮廟市最盛"，"地近河埂，了無市聒，春波瀉綠，軟土鋪紅，百戲競陳，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搖揚春風，凡三里許"。冬天，護城河上又是一番風景："寒冬冰凍，以木作床，下鑲鋼條，一人在前引繩，可坐三四人，行冰如飛，名曰拖床。積雪殘雲，景更如畫。冰上滑擦者，所著之履皆有鐵齒，流行冰上，如星馳電掣，爭先奪標取勝，名曰溜冰。都人于各護城河下，群聚滑擦，往還亦以拖床代步。更將拖床連接一處，治酌陳看于上，歡飲高歌，兩三人牽引，便捷如飛。較之坐驥乘車，遠勝多矣"(見《帝京歲時紀勝》)。後來護城河水日漸淤塞，清政府及民國軍閥又不加倍浚，往日勝景，一去不返。崇文門到蟠桃宮的交通，則改為騎驢；驢識道，不亂走，不用人牽，到目的地自有驢將行人接去，絕無差誤。這種情況，一直到解放前夕。
今天，崇文門城墻已經拆除，護城河水改為暗溝流通。沿著城墻墻址，地面上鋪成寬闊清潔的柏油馬路，車馬行人，晝夜不息；馬路兩旁，高樓聳立，繡簾翠幕中住著萬戶人家。地下築有環城鐵路，四通八達，電掣風馳，每天吞吐著幾十萬人次。這裡與七百年前的元大都時相比，那是天壤之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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