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中先生認為，“石濤是中國現代美術的起點”。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國傳統畫論的集大成者。遊走在現代和傳統之間，這也許是石濤成為反思中國美術傳統與現代的最佳切入點……     
  
　　中國文化講求用中，溫柔敦厚、平淡天真是中國美學的最高鵠的—— 
　　“為什麼傳統文人畫家始終沒有跨入徹底的抽象？當中國與世界，特別是與西方世界發生進一步交流的時候，中西美術家都提出了這一疑問。” 翻開《解讀石濤》畫冊的扉頁，您會看到這樣一句頗具深意的追問。 

　　這時，您的腦海裏也許會冒出一連串的疑問，石濤是誰？他在中國美術史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為什麼提起要“解讀石濤”的時候，會讓我們思考一個如此宏大的命題？ 

　　遊走在現代和傳統之間，讓石濤成為反思中國美術傳統的最佳切入點 

　　10月11日，《解讀石濤》書畫展在萬壽寺內的北京藝術博物館裏低調地拉開了帷幕。也許是石濤的名氣不夠響，到場的媒體並不多，來參觀的人士除了主辦方邀請的嘉賓外，大部分都是在京美術院校的學生，想像中排隊購票，摩肩接踵的場面並未出現。 

　　石濤，這位生活于明清之際的畫僧，在藝術史上留下了光彩奪目的一筆。 

　　北京藝術博物館館長楊玲博士介紹説，“在歐洲藝術家還致力於神話與宗教的題材時，石濤已經開始在譜寫點與線、黑與白、筆與墨的奏鳴曲，並將這種探索上升為人與自然，心與物象的對話，他的作品和現代審美接近。” 

　　吳冠中先生認為，“石濤是中國現代美術的起點”。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國傳統畫論的集大成者。遊走在現代和傳統之間，這也許是石濤成為反思中國美術傳統與現代的最佳切入點。 

　　簡短的開幕式結束後，在萬壽閣上的會議室裏，專家們開始了對石濤的解讀和思考。同時，對“為什麼傳統文人畫家始終沒有跨入徹底的抽象”的命題，也擺到了他們的面前。 

　　中國畫開始描繪物象時，就和西方繪畫走的是兩條路，完全沒有受到寫實的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美術學院副院長許俊教授認為，談及抽象問題，首先必須明確，中國繪畫本身和世界其他繪畫藝術都是不一樣的，它有完全獨立的特性和發展規律。 

　　“從一開始，中國畫去描繪物象的時候和西方繪畫走的是兩條路，它完全沒有受到寫實的影響，但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比如一陰一陽，後來又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所以不會像西方藝術一樣走向寫實，然後發覺沒有出路，再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中國畫是從開始就認定了一個方向，走了完全不同的一條路，所以中國畫沒有從一個時期推翻另一個時期，變化那麼多。” 

　　不過，這並不代表中國畫中就沒有抽象的思維。他分析説，“中國繪畫其實含著很強的抽象的因素，但沒有像西方藝術最終把具象的東西都抽掉了，變成了幾根線，幾個色塊。” 

　　中國畫研究員理論部副主任梅墨生先生也認為，“其實我們的祖先不缺少抽象的思維和感受，我們看看半坡彩陶上的畫符，看看彩陶上的繪畫，和我們早期先民的岩畫，其實都是抽象。” 

　　許俊教授説，明末時的大畫家董其昌也曾經作了一些很抽象的努力，把前人的東西完全符號化了。而近代的畫家，如黃賓虹在接觸“畫中畫”和西方現代意識之後，畫風曾想向抽象方面轉，但是他們始終把這種努力限定在一定的範圍內。 

　　西方文化是一種極端的文化，中國人不喜歡走極端，中國文化本質上是寫意的 

　　既然曾經做過努力，那麼為什麼沒有最終跨入徹底的抽象呢？ 

　　許教授從中國畫作畫方式加以分析，“國畫受紙、筆、墨的限制，就不可能很具象，但是又不可能很抽象，雖然它的具象無法和油畫相比，但是我覺得沒什麼可比性。” 

　　而梅先生則從文化差異的角度加以分析，在他看來，“西方的文化大而化之，可以稱其是一個‘極端的文化’。産生於這種文化中的藝術，寫實到可以到把毛孔畫出來，放大到可以把一個細胞放大畫出來，抽象到可以玩幾根線，甚至玩到觀念。” 

　　“而我們的文化是一個中庸的文化，中和的文化，用中的文化。西方人的極端和我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儒教思想下的美學是孔夫子所説的‘溫柔敦厚’，加上道家美學的‘平淡天真’，兩者一直作為是中國美學的最高鵠的來標榜。” 

　　“石濤有句名言叫‘不似之似’，到齊白石講‘妙在似與不似之間’，都表現出中國人不走極端的特點。中國文化本質上是寫意的，中國人在一筆一畫寄託個體生命的感悟，對萬事萬物的體悟，也是個體生命對於大化的認識。談中國藝術繪畫沒有走向西方意義的抽象，很類似于西方人説中國人沒有宗教和美學，因為宗教、美學都是西方人提出來的，我們的繪畫沒有走向抽象，也是西方人造出來。” 

　　中國繪畫最終要用中國文化來詮釋，其他理論都摸不到核心 

　　梅墨生先生説，我們使用的“抽象”這個概念是從日本引進的，而日本又是從歐美翻譯過來的。在人類文化趨於大同的時代，這個概念似乎已經不再成為問題了，但是人類文化的大同還是一個遙遠的夢。 

　　在梅先生看來，人類一方面不斷在趨同，另一方面不斷地分歧，趨同的程度和分歧的深度是一樣的，這源於生存方式、精神信仰和文化淵源的差異。一旦涉及到美學、世界觀、生存習慣，各地區也自然存在很大不同。畢加索曾經臨摹過齊白石的冊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雖然他使用了毛筆和中國畫用的紙，但由於沒有中國文化的內涵，臨摹自然難以兼具形神。 

　　而二十世紀的中國美術教育就是西化的教育，無論留學于西方哪一個國家，學者回來建構的美術教育模式基本上是一個西化的模式。在此基礎上，我們就會發現，面對的“抽象”是個移植的概念，雖然為什麼傳統文人畫家始終沒有跨入徹底的抽象並不是一個偽問題，但是確實人們經常用很多外來文化的標準概念、範疇來談論有數千年文化史的中國文化。 

　　梅先生強調説，中國繪畫的評判還是要用中國文化來詮釋，否則是很難解釋的。其他解釋也能勉強解釋，但都摸不到核心。 

　　石濤（約1642~1707），俗姓朱，名若極，法名原濟，亦作元濟，字石濤，以字行，號苦瓜和尚、大滌子、一枝叟等，原籍廣西桂林，僧籍廣西全州（今全縣）。明靖江王朱亨嘉子。明亡後，隱姓埋名遁跡空門，大半生雲遊四方，一邊修佛，一邊習畫。晚年定居揚州，名所居為“大滌草堂”，生計艱難，靠賣畫糊口。約于康熙四十六年病逝揚州，葬于揚州城北蜀岡隆慶寺後。石濤為明末清初畫壇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強調畫家要“借古以開今”，主張“門戶自立”，反對一味“摹古”，創造自己的藝術意境，這對後來“揚州八怪”的形成有很大影響，遂有“石濤開揚州”之説。 

金竺朝霞

黃懈軒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