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下午，北京國際俱樂部，倫敦藝術大學校董會副主席基斯·巴登先生和我們討論2006年的最佳産品與設計，還是先從5年前的iPod説起:“iPod是個太典型的好設計。它不僅是個創新，甚至改變了音樂産業，推動了音樂分享。它身上有好設計的幾個要件:技術進步，漂亮外觀，形態與實用性和諧並存，並對整個産業産生意義。人們希望擁有一個iPod，不是因為它的技術有多先進，而是因為看上去很棒，摸上去很棒，用起來使人愉悅。我有兩個iPod，打算再買一個。”

    “酷不能用於形容一個好設計。酷太個人化，你認為酷的東西，我可能不認為。好的設計應該為每個人提供接近好東西的途徑，而不是高高在上。即使底層的人也能享用好東西。新媒體的最大趨勢是推動資訊交流和分享，更強調的是參與感與分享精神。比如YouTube，昨天我在天安門看見穿著黃衣服、舉著黃牌的公交協管員，在西方很難見到這一場面，如果有攝影機，可以拍下來，傳到YouTube上，看到的人準會説‘哇哦’。網路是創意産業非常強大的推動力。它帶來的分享精神對設計師來説值得學習，YouTube當然也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基斯·巴登先生介紹，最近倫敦藝術大學與米其林公司合作，正在研發可重新利用的輪胎，廢棄的輪胎不再燒掉，而是加工後改變形狀，用於製造桌子、椅子、橋梁的護墩等。“環保對設計來説，是絕對要考慮的。是否可回收，可再利用，對今後的設計是個很大的挑戰。大概10多年前已經有全球變暖的警告，但人們並沒當真。現在氣候真的變了。”

    10多年前，確切地説，是1992年，耐克公司總部收到一份傳真，德國的一家環保雜誌刊登文章批評使用六氟化硫(SF6)這種溫室氣體的公司，冰箱、空調廠商首當其衝，耐克賴以成名的氣墊裏，除了空氣之外，也有SF6。該氣體體積大、結合緊密的分子更不易泄漏。但《商業週刊》報道，1997年氣墊鞋生産的高峰時期，耐克鞋裏攜帶的溫室效應氣體相當於700萬噸二氧化碳，等同於100萬輛汽車的尾氣。美國《商業週刊》説，耐克是支援歐洲新的防止全球變暖法則的少數企業之一，該公司負責社會責任的副總裁説，“大多數時候我們站在綠色環保組織一邊”。描寫大企業環保實踐的《酷公司》(Cool Company)一書的作者約瑟夫·羅姆説，還沒有法規強制企業降低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但耐克還是採取了自願的改善措施。今年夏天，在投入數千萬美元、歷時14年的研究之後，不含SF6的氣墊鞋的工藝終於完善，今後的耐克氣墊都能像去年1月就推出的AIR MAX 360那樣環保。

    可持續發展和創意經濟成為2006年中國非常流行的公共詞彙，但並沒有多少人認真考慮，是否要改變自己現有的生活方式。以中國的汽車消費為例，2006年瘋狂的高油價，讓很多打算購買自己第一輛汽車的中國消費者稍微冷靜了一下，可城市越來越大的現實，讓這些猶豫者又奔向了汽車交易市場，只不過將2.0升排量的福特福克斯換成了1.5升排氣量的本田飛度。“別指望公眾會意識到現在的世界物質生活需要什麼新變化。”《紐約客》雜誌在談論消費變化時寫道，“消費者們只會成為廣告和媒體的追隨者，真正決定權要麼在法規制定者手上，要麼就在工程師和設計師那裏”。

    不再是巴黎和米蘭所代表的老奢侈主義，也不再是偽裝在美國精神下面的浪費情緒，進入新世紀後的物質世界並沒有發生什麼本質變化，只是商業節奏伴隨全球的資訊化浪潮而直線加速。從70年代的綠色和平組織到90年代歐洲的綠黨，物質消費領域越來越可以感受到全民的綠色情緒醞釀。5月份的《連線》雜誌將克林頓時代的副總統阿爾·戈爾列為封面人物，這位曾經的規則制定者試圖也來參與到這場物質世界的改變中來，儘管他並沒有具體研發和設計出了什麼新玩意兒，但他的投資卻直接推動了工程師和設計者們的開工，投資清潔能源，成為蘋果電腦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主演推崇環境保護的電影《來之不易的真相》。《連線》雜誌以導語的形式寫道:“他現在開始證明自己競選時候的誓言:用技術的力量挽救世界。”

    《金融時報》最近刊登文章《和戈爾一起喝早茶》，替中國讀者問了一個問題——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僅次於美國。而且，隨著越來越多的人享受到各種生活便利設備——汽車、空調、電器商品等發達世界人們習以為常的東西——溫室氣體排放量將進一步增加。西方人享受較高的生活水準已有數十年之久，西方人有什麼權利讓那些剛買得起這些奢侈品的人，放棄享受呢——即便出於拯救地球的名義？

    戈爾説:“你知道，每人平均擁有光伏(太陽能)電池最多的國家是肯亞。我提這一點是因為它表明:對於還沒有電網、電話網路和其他設施的國家來説，跳過這些技術，直接使用太陽能之類的東西，其實更經濟。”

    這種扯淡似的回答使得幾乎沒有人相信阿爾·戈爾能單槍匹馬地改變現實，但他的綠色態度卻並不是空穴來風，站在他背後的不僅僅是全球蘋果電腦1億多的狂熱用戶群，而是全球超過5億的樂活族。那麼誰是樂活族呢？這還要追溯到1983年的時候，有位叫做保羅·瑞恩(Paul Ray)的美國社會學者，基本上類似社會調查員的角色，他領導自己的小組到處發放調查問卷，然後收集反饋進行統計研究，他做這項研究工作的最初目的是希望找到20世紀末人們的生活方式，到底因為電腦技術的發展，以及商業消費無止境的氾濫會引發什麼變化。可經過15年的漫長積累和數據分析，他似乎發現公眾的消費情緒和生活態度在悄悄發生變化，如何高品質健康生活，且不對自然造成破壞的內斂消費成為很多人自發的新生活理念。於是1998年保羅·瑞恩在一次社會學會議上提出了一個新穎的詞彙——LOHAS，即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專指健康和可持續性的生活方式。而這個概念在2001年後開始逐漸全球化傳播，突然很多人意識到，原來自己的生活原則是有概念和名字的，中文世界則延續譯音加詞義象形的思路，直接把LOHAS翻譯成了“樂活”。

    最初的樂活族僅僅是強調一種個人化的生活標準，他們抵制高爾夫，熱衷瑜伽，因為高爾夫球場會破壞自然植被，而瑜伽僅需要一張草墊子。他們喜歡豐田的混合動力汽車，並不是為了百公里節省幾塊錢的油費，而是考慮開混合動力車能夠人為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漸漸的一些工業設計師和産品策劃者注意到，樂活態度的消費群體在2006年出現了急劇膨脹。4月27日召開的第10屆LOHAS論壇上，“革命生活”的CEO麥克·可瑞克(Micheal Crooke)和Aveda的CEO多米尼克·孔塞伊(Dominique Conseil)坐在一個沙發上討論樂活消費市場如何貫徹透明化商業實踐時，台下聽眾幾乎一半是來自大公司的設計總監，從有機食品到無害化電子，從時裝香水到地産巨頭，甚至福特汽車的混合動力市場總監以《足以忍耐和商業前景》為題目大談樂活思維的汽車商變革，一夜之間樂活概念成了最炙手可熱的産品設計推廣思路。

    根據2005年第9屆樂活大會的統計數字，美國地區自認為屬於樂活族的人群已經超過了6000萬，歐洲廣泛的綠色環保情緒更為氾濫，這樣算來全球樂活族絕對超過1億。美國線上的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凱斯在時代華納合併又拆分的鬥爭中早已失勢，可他卻扭臉成了樂活概念最激進的革命生活協會主席。按照《商業週刊》的估算，如果僅僅把美國市場上跟樂活概唸有關的産品統計在一起，毫不費力就建起了一個至少4500億美元容量的新興消費市場。常駐華盛頓的樂活商業主管圭葉娜·羅傑斯在總結2005年樂活消費趨勢時説道:“樂活已經深入到全球化經濟的每一個毛細血管，設計師在選擇材料的時候就得想一想，我用的材料是不是足夠綠色，生産流程會不會造成污染。不過設計界的反應能力似乎還不夠快，受限于産品研發週期，我們還剛剛進入樂活生活的嬰兒階段。”

    還記得約翰·卡馬克和史蒂夫·福塞特嗎？一位是沉迷于私人設計火箭的3D遊戲開發教父，另一位則是整天惦記開各種飛行器創造環球紀錄的冒險富翁。兩年前，他們被視作極客(Geek)精神的典型案例，富裕但不奢華，追求極限與挑戰是他們對産品與設計的態度，但這種生機勃勃的極客態度在樂活族們看來並不刺激。“史蒂夫·福塞特每一次熱氣球環球嘗試，需要消耗的燃料至少夠我那輛大眾甲殼蟲車不間斷開一年的。”在樂活族看來極客似乎有些浪費，不以過分消耗自然資源作為物質消費原則，以及追求品質和設計的審美原則，讓樂活概念深得全球中産階級的認同。

    在樂活族們看來，生活品質的提高與那個時代技術發展應該和諧對等的，有道德的消費和可持續發展則是一種看不到的原則問題。2006年7月很多國家開始執行RoHS的生産規範，也就是所有電子産品不能包含鎘、六價鉻、鉛、汞、多溴聯苯(PBB)和多溴二苯醚(PBDE)這6種有害物質，一夜之間很多流行性的消費電子都不再符合RoHS規範。在樂活族們看來，寧可為滿足RoHS的無污染規定，而在購買電子消費品時多掏了點錢，也不會違背自己的樂活原則。不僅僅是材料和生産工藝夠不夠綠色，面對全球能源的緊張，往往不被設計師和消費者重視的節能，也成為樂活概念非常關注的特徵。像Moma這樣告別空調與暖氣的新型大樓，晶片業巨頭AMD提出的單位功耗性能比都成為工業設計與技術改良的試驗田。

    自然行銷研究所在2005年出版過一本《LOHAS消費者報告》的小冊子，他們對樂活概念進行過諸多定義，甚至根據消費者態度、購買的驅動力、使用頻度和影響因素等諸多標准考核每個人心中的樂活成分。其實樂活概念在現實世界中越來越變得寬泛，至少在表面上看，簡潔與實用的設計成為樂活概念最直白的簡單標誌。最明顯的樂活來自於股價高達500美元的Google，並不是因為Google那句不做惡的自白，也不是因為Google總部極度自由的文化，而是來自Google在界面設計上的特別，簡單到只有一個關鍵詞搜索欄，不再是讓用戶在密密麻麻文字堆中去尋找。從斯沃琪2006款腕錶到萊卡新推出的C-LUX1數位相機，20世紀30年代勒·科布西耶那種以少勝多的設計思路又回來了，請不要將汽車駕駛設計成私人飛機一樣，面對汽車越來越電子化，方向盤和踏板為主的汽車操作，越來越被加上了各種按鈕，看似提高駕駛者自動化程度的設計，無形中卻有可能成為複雜的累贅。

    1971年維克多·帕帕尼克(Victor Papanek)寫的那本《真實世界裏的設計》又被拿了出來，他是第一個站出來尖銳批評誇大的廣告與奢靡消費主義之間令人不快的聯合的人。而現在崇尚自然和可持續經濟的産品設計師們突然意識到維克多·帕帕尼克儼然就是樂活思維設計套路的先行者，將綠色從常識中分離出來，在保證凝練的外觀之前，首先要讓産品設計符合設計用戶，不要迷戀那些看似個性化的外在修飾，美往往是最自然的。其實樂活概念在産品設計和商業構思上並沒有非常明確的警戒線，好用即夠用的消費理念完全可以被視作一種設計標準與設計語言的濃縮。

    與此同時，新技術成為隱藏在樂活設計背後的策動者，當耐克在今年夏天與蘋果合作，推出與iPod可以協調使用的慢跑鞋Nike Plus時，人們都在驚奇于運動品與消費電子的奇妙組合，可卻沒留意阿迪達斯也設計出了adiStar Fusion，除了類似Nike Plus提供行走距離和速度參數的資訊外，阿迪達斯的Fusion還可以感應心率，晶片和感應器技術的成熟推動了一大批符合健康與環保概念的設計出爐。從任天堂的Wii到Logitech的100%還原的方向盤G25，從諾基亞可以計算卡路裏的5500手機到兩輪鋰電池驅動的自動平衡人類運輸機Segway i2。

    《經濟學人》雜誌曾經在2000年論述過一篇《酷地理》的文章，試圖將酷文化産生的經濟範圍以全球地理的形式講述出來。而2006年初又有人統計出了一篇《創意地理》的文章，以創意經濟的地理分佈對商業經濟和各類産品的影響來描繪創意世界。把“創意地理”與“酷地理”放在一起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酷東西往往並不是創意，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酷地理最熱門的地方卻並不是創意地理的冠軍，有些東西足夠酷，卻並不是能夠讓全球消費者接受的創意理念和産品，自由與開放的社會文化環境才是創意叢生的土壤。一個地區每萬人擁有專利數並不與創意指數重合，往往是同時一個國家或地區生活風格與創意設計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

    當波士頓諮詢公司與《商業週刊》合作推出2006年10家最具創新力的公司排名時，創意地理完全可以在這份排名中找到註釋，蘋果電腦、Google、3M、豐田汽車、微軟、通用電氣、寶潔、諾基亞、星巴克和IBM，這些巨型跨國公司所屬的國度實際上都在強調創意地理的存在。而在創意經濟的背後，設計和文化內涵，一夜之間成為創意地理的最佳指標。

    《哈佛商業評論》的那篇《從創新到創收》的文章無疑打動過很多人，整個2006年的全球商業界幾乎都在拼命跟産品設計挂上鉤。當那些從代工廠經濟向全球自主品牌過渡的企業找不到方向時，從LG電子全球首席執行官金雙秀到影像巨頭柯達都在不停地閱讀《藍海戰略》，似乎回避同質化低利潤，依據差異化和低成本的藍海戰略就是顆速效救心丸。與此同時很多在創意經濟中並沒有特殊優勢的公司，也試圖依靠設計來博取創意性的加分，於是一批批知名設計師和設計團隊成為諸多跨國公司宣傳的重點。這種景象就如同中國浴缸市場的品牌現狀一樣，所有的浴缸都自詡來自義大利、法國和西班牙，就好像中國本土壓根兒不造洗澡盆一樣。

    義大利設計師布斯納利(Piero Bus-nelli)説:“我認為要給‘設計’下定義是很困難的事，儘管設計始終沒有失去它作為‘基於工業産品計劃的創作行為’這一原始的含義，但對這個詞的解釋是很主觀的，設計意味著理解你的生存環境並創造一個情境去滿足你的需求。”

    2004年，本刊的最佳産品與設計專題冠以“極客之器”的名目，2005年的最佳産品與設計專題，則強調了“混搭”的概念，2006年的30多種最佳産品與設計則有不少是“樂活”概念的，了解這些産品，了解某一種生活方式，最終去創造一個滿足你需求的情境，這也是設計的應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