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七旬的李致忠先生把身體前傾湊近玻璃櫥窗，足有十幾秒鐘，他定定地凝視著。櫥窗裏，是台灣故宮博物院正在舉辦的“典冊載籍——古代圖書精華展”中展出的兩本《永樂大典》。“物見本主會説話”，這位古籍專家、國家圖書館發展研究院院長、《中華再造善本》編纂出版委員會主任喃喃地説。他所説的“物”，就是對面櫥窗裏展示的《永樂大典》，以前，它們曾存于台北中央圖書館，稱“中央圖書館典藏原國立北平圖書館《永樂大典》”；“本主”自然指的是由當年國立北平圖書館發展而來的今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從1996年以來，這已經是李先生第三次來台北故宮博物院與這裡的《永樂大典》“説説話”了。

    其實，提起《永樂大典》，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誰又能不感慨萬千呢？

    《永樂大典》成書于明永樂五年(1407年)，成書600年來，屢遭變亂劫難，先是其正本不知所蹤，嘉靖末年抄錄的惟一副本在清康熙年間便已佚失不少，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永樂大典》又遭兵燹，除大部分被焚燬之外，倖存殘本被劫掠至英、美、法、日、俄等國，流散海外。

    台灣故宮博物院保存的《永樂大典》可謂當年劫余倖存，藏于清翰林院。1909年，現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最早前身京師圖書館成立，這批《永樂大典》隨其他皇家藏書一道入藏該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華北形勢危急。1933年，當時已更名的國立北平圖書館接命令將部分古籍善本轉移南遷至上海。1941年，這批圖書再度精選，擇一百多箱、近3萬冊珍品分批“闖出”當時已經淪陷的上海，轉運美國國會圖書館寄存。這批《永樂大典》也因此遠渡重洋。這次轉移先後歷時一年多，當最後一批裝船出海三天后，“珍珠港事件”爆發。所幸，穿越烽火連天的太平洋，這批珍藏最終安然無恙抵達大洋彼岸。而在24年後的1965年，出於各種原因，包括《永樂大典》在內的這批稀世珍品被轉運台灣。

    “運到台灣的《永樂大典》不是很多大陸文獻中記載的60冊，而是62冊”，台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盧雪燕女士的這番話令大家有些意外。“這批從美國轉運來的《永樂大典》大部分是保存完好的，只有少數題簽丟失了。現在它們在恒溫、恒濕的狀態中得到了很好的保護。”

    “其實，收藏在台灣還是大陸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它們是不是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利用。”台灣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所長吳哲夫教授的觀點得到兩岸很多專家的贊同。目前，除台灣故宮博物院保存的60余冊外，中國國家圖書館已將多年蒐求到的其他161冊《永樂大典》連同上海圖書館和四川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各1冊共163冊全部原樣影印線裝出版。“能不能把這60余冊《永樂大典》也影印，再現中華大地現存《永樂大典》的全部面貌呢？”李致忠先生問出的，同樣是兩岸學者對中華古籍“合璧”的共同期待。盧雪燕女士坦言，目前台灣還沒有類似的計劃。其實，類似《永樂大典》這樣，同一種古籍分藏兩岸的情況不勝枚舉，就在《永樂大典》櫥窗對面，展出的是明代鈔本《明解增和千家詩注》的上冊，而日前北京舉辦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特藏展中展出的便是該書的下冊。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蘇軾一首《水調歌頭》道出的是幾許無奈。然而，在無奈背後，是更加深切的期待。40多年來，兩岸同心，確保存世《永樂大典》無恙；或許，存世中華古籍的早日合璧也並不僅僅是一個美好的願望。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作者 邢宇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