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溟

當藝術不再像古典藝術那樣遵循一個統一標準的時候，藝術標準也就轉變為臨時的合理性建構，也就是説，這種人為的而不是飲定的藝術標準使標準問題變得敏感起來了。從展覽制度來説，美術館象徵著藝術的標準，我們假定這樣一種有序的工作，藝術家進入了美術館也就意味著他成功的開始，那麼，如何進入美術館，或者憑什麼理由進入美術館是其中的關鍵。策劃人無疑是這種藝術家進入美術館的引路人，所以我們説現在是策劃人的時代，就是從展覽制度方面而言的。但是整個藝術制度不是展覽制度所能囊括的，展覽制度只是藝術制度中的一個部分，我們還有批評制度，所以就有了展覽制度與批評制度之間的衝突，策劃人有策劃人的工作，批評家有批評家的工作，這兩種身份不但是分開的，而且是彼此制約的，這不是説策劃人就不能成為批評家，而是説，在同一個項目中，不應該同時用策劃人與批評家兩種身份來主持這個活動，否則的話就變成了做與説集中于一個人身上，那麼就像現在那樣，好像什麼都讓有批評家身份的策劃人説了算。而只有當這種策劃人與批評家兩分的制度的建立，才使我們的美術館真正成為了專家的自由論壇。

正像當代藝術制度改變了以往的藝術那樣，當代藝術也改變了美術館的性質，首先當代藝術的前身——前衛藝術，對藝術體制的批判帶來了美術館的巨大改變，策劃人制度就是一種為藝術敞開民主渠道的制度，它決定性地將行政與專家分開，美術館館長沒有學術的決定權，而只有委託專家的管理權；而專家沒的行政權，他只有充分體現其自由思想的權利，這也就成為了這樣一種遊戲規則：擁有行政權的人無權干涉學術自由，如此行政權就不容易損害專家的權利；而擁有學術自由權的專家，沒有委託專家的行政權，這樣也同樣避免了由同行是冤家而排斥與自由學術主張不同，或者是高於自已學術水準的人。我們無法保證這種制度在日常工作中能夠百分之一百得到實現，但制度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有了這種制度，我們才能知道現在的努力達到了什麼程度。民主制度確實會讓權力者不舒服，但這畢竟是公共領域的發展方向。

當策劃人的展覽是討論藝術的開始，而不是終點的時候——我就是這樣論述當代藝術中的策劃人與批評家的關係——那麼美術館的概念也在這種當代藝術中進一步擴展了，至少是當代藝術啟動了美術館工作的新方向，因為當代藝術首先是作用於人們的思維而不是作用於人們的審美，這是當代美術館與傳統美術館的最大的區別，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無比活躍的當代美術館，那麼當代藝術的宗旨了就是這個美術館的宗旨。策劃人的展覽與藝術家的作品通過美術館而捲入了爭論的漩渦，因為美術館仍然承擔著藝術標準的職能，而且從整個藝術制度上來説，畫廊是經營藝術品，非營利藝術空間是藝術的最初實驗地，而美術館是非營利的公共領域，他要向公眾介紹可被介紹的藝術家和作品，這些作品或者起家于畫廊，或者起家于非營利自由藝術空間。而美術館與自由藝術空間和畫廊的區別也是明顯的，它是對藝術家的成就的肯定。由於當代藝術制度中對藝術家成就的肯定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不是那種一勞永逸的結論或者鑒定書，而是某個可被討論的問題可以在美術館得到進一步地討論，才使美術館的展覽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由於這種美術步驟的存在，我們與其將當代的藝術家的這種結論的重新討論，尤其對當代藝術而言，一切結論都是未來式的，因為當代藝術本身就是一種動態情境，特別是我説的“藝術是一種輿論”的“更前衛藝術”以後，當代美術館更是一種自由表達而又與公眾連接起來的公共空間。既然什麼都可以成為藝術，那麼我們看到美術館就是一個“社會雕塑”，各種思想和爭論都有集中到了這裡。真正的公共領域就應該是這樣，安不是將結論強加給公眾，而是將結論的程式公開化，在什麼藝術是更重要的這個問題上，公眾可以通過美術館了解到全面的訊息，而不是一個批評家的聲音。這是前衛的藝術真正的目標，也是前衛的藝術的美術館真正的目標，這樣，美術館其實就是向公眾開放的一個場所，一個自由論壇，一個能讓人感覺得到最為敏感也最能生發靈感的地方，以此，美術館要記住這一點，千萬不要讓自已死於對結論和權威的崇拜之中。

                              作者為職業藝術家、批評家兼獨立策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