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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與民粹—評奧運“福娃”為公共設計藝術
藝術中國 | 時間: 2006-05-06 21:09:48 | 文章來源: 《美術觀察》

設計波普與民粹

  11月11日晚,2008北京奧運吉祥物“福娃”系列強勢發佈。作為藝術設計領域公共設計成果,五個“娃娃”依託鼓蕩的“奧運”雄風,瞬間成為承載千年中華文明與時代精神的“範例”為世人矚目。然而,從實質上看,此組作品絕非完美無瑕。更緊要的是,若視此為中國設計的一次“天才”(此評語見《北京青年報》,2005年11月12日,第A5版)創舉,則大為不妥。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藝術設計已向世界接軌,在借鑒德國包豪斯等設計理念的同時,也從單一傳統借鑒模式走向以傳統為依託,進而要求從中衍發、創造的一種多元複合創作觀。如果以50年代人民大會堂在內的“十大建築”作為真正中國現代設計分水嶺的話,那麼,可以説在前輩設計家集體探索、開拓下,現今中國藝術設計已逐步走出依託建築、美術、工藝的陰影,真正邁向以相對獨立的姿態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重要的設計自覺過程。自覺的本質是指向“人”,是人如何運用智慧開創未來。

  但“福娃”系列卻絕非一個勇於解決問題的好榜樣。姑且不論中西詞源學廣義或狹義上“吉祥物”是否應該包括人與動物,先看看各國歷屆設計,基本以動物為造型基礎,其首要意義是保證“物”在人的世界中的參與、共生,表達一種物我諧和的設計理念。而“福娃”不然,除了“熊貓”的造型外,完全是畫了4個人型來取代本需費盡思量的設計提煉與變化。按照最終設計者的理解,這是為了配合人所參加的體育運動,曾經考慮過“一根棍”的撥浪鼓,卻因為結構的局限無法從事騎馬、打籃球、游泳等體育運動而放棄。(同上條《北京青年報》)畫個人型自然就沒有局限了,4個娃娃,加上有胳膊有腿的苗條熊貓,的確能滿足效倣人的運動的需要。

  可這般的取巧還是設計?以後凡吉祥物就畫幾個不倫不類的“人”便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了?其實,如此單純的概念偷換從亞運會“盼盼”身上就已經包含了。當時我們的設計師還可以沒有經驗為藉口,可時代發展至21世紀,國內大小各色會議的吉祥物,往往不還是畫些擬人的動物、植物了事!最荒唐的例證便是今年11年21日公佈的2006年“第三屆全國體育大會”吉祥物桂花人“呵呵”。

  這不是設計,而是拙劣的比擬。讓我們想想最近一次希臘奧運會的兩個吉祥物,儘管也是人型,但卻拋棄了簡單的模擬。希臘古代神靈何其眾多,大可照抄、拼湊某某人性化的運動之神來解決,但真正有創造精神的設計家卻絕不樂於偷懶。對困難的妥協不是設計應有的秉賦。看看那些由5個“娃娃”衍生出38個大項和單項運動圖形,再一次反襯出我們某些設計人員是技窮了。

  設計過程並非總是痛苦不堪。儘管設計師的勞動很值得尊重,可“福娃”設計過程卻又被設計者和大眾媒體描寫得猶如難産般艱辛。而實際的作品呢?我們看到,除了運用“比擬”的創作手法外,那5個“娃娃”只在頭上作了簡單的拼貼工作,分別戴了5頂寒磣帽子。這裡不是要錙銖必較,不是不允許借鑒與臨習。但文明不是用帽子可以戴出來的。“福娃”的設計者棄662件民眾投稿作品于不顧,自我挪用一個並不成熟的“五行”靈感。(同上條《新清華》)我們也暫且不論此種場合出現五行在內涵上是否妥適,但光就顏色位置安排一點,本來居中意味著土地的黃色被南方的烈火紅色所取代,也就是“歡歡”為了做作地投合名稱的順口而被安排到了居中的第3位,便已經亂了“五行”的規律。而這般的“以火攻心”,更絕對算得上傷了中國傳統。退一萬步説,我們為了和奧運五環相配可以放鬆對五行顏色暗合的計較,那麼,也請設計師先把這個不必大肆宣傳的滑稽噱頭放一放。

  目前設計界彌散著一股令人很不愉快的風氣。作品不靠本身的魅力取勝,而是靠某些人的“三寸不爛之舌”和強大的社會活動力。這是巧言辭令。5個本來可以很純真的“娃娃”被有形無形地加上繁多而可笑的説頭。其實,如果“五行”的創意是拿來主義,那麼,這“戴帽子”不過也是抄了中國民間的娃娃“虎頭”。再在老祖宗的故紙堆裏刨出些可供塗抹的形象,什麼大汶口、北京風箏,什麼刻紙、木版浮水印(同上條《北京青年報》),於是這“偽民間”的煌煌大功便告成了。而設計的真諦竟也喪盡。

  五六十年代的先生們在堅持民國以來對中國民間、傳統梳理的同時,仍堅持敦促學生們要奮力創新,切莫只會照搬已有的、現成的。如今倒好,抄襲成了高級意識,而且還抄出了國,從5個娃娃的動態效果看,曖昧地“借鑒”了流行的日本卡通元素。真是成了一個道地的設計波普!全國仍在被“擴招”的設計類專業學子們若以此為范,恐怕要美感泯滅了!

  藝術設計在中國剛剛新有振作,除了關注結構、色彩、成品外,我們的設計文化也在萌芽。可從這幾年的形勢看,這文化的內涵本身也變得世故且令人不堪起來。設計上的“戴帽子”與汽車設計的不振,服裝箱包的貼牌假冒一樣,折射出設計氣候的某種好逸惡勞和唯利是圖。同時,背後更有一種隱秘的民粹思路。

  我們不反對集中創作,一如我們不反對優秀的藝術作品不能不經思索、不經苦痛而獲得。但,從媒體公佈的“福娃”設計過程描述也似乎反映出,全國百多投稿件可能還不如受過高等教育的最終修改者們。熱情的民眾會是怎樣的心情呢?諷刺的是,設計者那些東拼西湊的結果卻又偏偏高喊著以民間為本(同上條《北京青年報》),這又何其矛盾。抄襲是空洞,矛盾則是騎墻派。中國現代藝術設計本來就處在初始階段,從設計受眾角度看,事實上的確存在精英和大眾的區別。精英們受過藝術熏陶,他們認為好的作品經過一定的“人脈疏通”最終成了民眾被迫接受的。然而他們卻沒有承擔應該平等地向民眾傳佈設計審美的職責。一旦成了精英,便開始了“民粹地”一味“向上”的過程。

  這樣的道路最終的指向是重新畸形地重視“物”,看中以金錢,名譽等一切為基礎,得以堆疊的虛妄形而上樓閣。所以,中國的藝術設計到現在仍然不合用度,所以我們的人心叵測而令人嫌棄,這就是祖輩説的,“奇技淫巧”足以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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