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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菲爾·波吉斯，開始於他的攝影作品《亞瑪-西藏女孩》，再後是《大眾攝影》1999年第四期中《相逢·咫尺·天涯－－菲爾·波吉斯》，上有海蘭的介紹文章和菲爾·波吉斯的幾幅照片。雖然至今仍無法獲得菲爾·波吉斯更多的背景資料，但我自信憑著眼前有限的幾幅圖片，能夠印證他的藝術精神。
初見《亞瑪-西藏女孩》，就感受到一種平凡掩蓋著的神秘震撼。我被菲爾·波吉斯在攝影中透露出的人性關愛所深深感動。那時，我寧可把他想像成一個充滿慈愛的女性。他以一種母親的情懷珍視他鏡頭前的每一個對象。在他眼裏，他們全都那麼美麗、純潔、高貴。
這正是菲爾·波吉斯的攝影特點，使得他的作品在圖像氾濫的今天，仍然能夠叫人過目不忘。他超越諸多外在因素，以難得的真誠通過鏡頭與對象直接對話，在深深的溝通中，再現人性的光輝。誠如海蘭所説：“通過菲爾·波吉斯的照片，我們看到的是人類的共性，是那些屬於不同種族、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人之間的共性。”
從照片的環境可以看出，菲爾·波吉斯拍攝的大多是土著部落、邊遠貧困地區的小人物。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物欲統治著一切的現代社會，這是一群被忽視的人。他們與現代文明存在的強烈反差，並沒有被文明人太多關注。
儘管我們無法直接體驗極度貧困的滋味，但是通過發達的傳媒和文明人立場的宣傳，我們多少對貧困國家和地區有個大致的概念：落後、愚昧、苦難。這也是菲爾·波吉斯原先的認識。他早年曾經認為“土著人缺少物質上的東西，區分他們為受苦人”。
但是，當真正開始面對土著部落，他認識到“人類具有一些真正的特質，其中一種特質的實質就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他把這些概括為：食物、住所、情感歸屬以及奉獻的本能。
在人類生存最低基線上，菲爾·波吉斯一下子穿越了現代文明，穿越了人類社會固有觀念和物質的障礙，回到生命的原始境地對人進行考察，從更本質的角度觀照人的精神。這使他的藝術表達獲得了宗教意義，從而由“侵入”變為“在場”，由表現轉為印證。從人類生存的共性出發，菲爾·波吉斯更多地發現並再現了人類的精神共性。於是，在他眼裏土著人的生活變成為“一切浪漫的代表”，他的照片從內容到形式也都瀰漫著一種高貴的浪漫氣質。
由於對生命本原日益深刻的體驗，菲爾·波吉斯的攝影開始超越一般的傳播功利，而變為一種儀式──對真、善、美的禮讚和傳頌。在他的攝影行為裏，單向的權力指向不存在了，而代之以交互、平等、和諧的溝通。他突破了權利、地位、財富、種族、階級等等的隔離和分別，使整個攝影過程變得莊嚴而神聖。攝影對他本人而言也具有了更多的生命涵義，在一次次的攝影行為裏他獲得一次次的成長。菲爾·波吉斯自己説：“我熱愛這個過程，特別是當它們有助於消除我原有的偏見和無根據的揣測時。”隨著無端的偏見和揣測日漸消解，菲爾·波吉斯的心性同步提高。攝影，似乎是他凈化心靈的道具。
菲爾·波吉斯同時消除了讀者的偏見和揣測。“沒有任何人有權力用‘落後’和‘愚昧’來形容其他的民族或種族。”菲爾·波吉斯經過長時間旅遊和以心印心而領悟的結論，在他的攝影作品得到很好的驗證。無論是土著男孩，還是西藏女孩，一張張因地理、文化、歷史、血統和生活方式不同而相貌、表情各異的臉上，卻呈現出乎意想的一致的精神內容，讓我們感到如此熟悉。似乎你所面對的這些相隔千萬里散落在地球不同角落的人，都是你的親人，你甚至可以感覺得到他們的鼻息，光憑直覺就可以解讀他們眼神裏的全部語言含義。或許是出於與人物內在的統一相呼應的考慮，菲爾·波吉斯的作品同樣有著非常統一的圖式：一律的方形構圖，有環境特徵的虛朦背景，直對鏡頭的眼睛，耀眼的眼神光，棕黃的古樸色調，人物眼神都是那麼平靜、無邪而略帶憂鬱，這些無不成為感染人感動人的因素，于平靜透射出一種震撼的力量。他的照片沒有絲毫的獵奇色彩，沒有刻意表現什麼，無非要告訴人們他自己所認識的一個道理：生存是如此的相同，拋開身體外形和文化不同，從各種意義上説，我們所有的人全都一模一樣。菲爾·波吉斯企望用攝影的方式，超越種族、文化諸多世人認為重要的因素，挖掘出人類至深至純的“神性”——從平凡甚至貧窮人的人性裏發現神性。
菲爾·波吉斯所選擇的題材與所表達的主題是兩個極端，而他卻把它們完美地揉合一起。這不是因為他攝影技藝超群，而是基於對人性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把人性從神性的桎梏裏解放出來，使人的思想獲得極大的自由。但是，自由離開崇高的天性而被極端畸形發展後，就會強烈刺激慾望使人失守自己的心靈而沉溺于外在的物質世界。時下世界性的物欲橫流，從某種意義説即是自由惡性膨脹的緣故。惠能在《六祖壇經》中説：迷時佛是眾生，悟後眾生是佛。意思是説，人人具有佛陀般的智慧，只要覺悟了，就能發出人性的光輝。這智慧，這光輝，就是人深深內在的“神性”。這並非有神論者所指的神。神性不在人的家世裏，不在人的地位裏，不在人的權力時，不在人的財富裏，甚至不在人的複雜思想裏。神性是內在的，它是私欲放棄後的靈光顯現，是人自性的閃現。這可能就是菲爾·波吉斯選擇在“文明人”看來非常落後的人群，來表達他心中主題的根本原因。
在人性光輝這個主題下，菲爾·波吉斯通過攝影同時提出了一個深刻問題：物質發展與精神進化的關係。
任何國家、地區、種族的人類都經歷過“土著部落”的生活，並在心靈深處烙下難以抹滅的印痕。對單純而貧困的原始生活的遙遠記憶，使我們對現存的土著人、窮苦人及其生活方式，自然而然表現出一種朦朧的親近感。達爾文的進化論表明，生物在不斷進化中。其實比生物進化快得多的是人類的物質文明，今天我們早已將物質極度貧困的生活拋在歷史的角落。那麼，人的精神是否同步進化？榮格在非洲做了長時間深入的考察研究後，得出了令現代文明非常尷尬的結論：在物質文明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人類的精神幾乎沒有什麼進化。榮格籍此提出了集體潛意識的理論。物質文明的現代化與人類精神的原始性的矛盾，正是現代人心靈困惑的重要根源。物質的豐裕並沒有給人類帶來真正的幸福。以財富衡量一切的價值取向，使人類淪為物質的奴隸。富貴奢糜的富豪生活後面，往往是空虛、頹廢，心靈的畸變愈多愈重。我思襯，興許人類的軀體及物質生活方式的進化是與精神的退化相伴隨的，而菲爾·波吉斯鏡頭展示的，恰恰是一群最少受污染和保持人性的最高純度的人，無形之中成了現代文明的一個參照文本。這正是感動我們的原因，也是菲爾·波吉斯攝影作品的人文價值所在。
現代與原始形成強烈反差，貧窮與高貴卻水乳交融，菲爾·波吉斯把兩者同時呈現出來，為我們構造了一個極其矛盾的思維背景。面對菲爾·波吉斯的攝影作品，不禁萌生對人類遠古時代和發展中失落的許多寶貴東西的懷念，引發對現代生活方式的反思，以及對富裕與貧困、人的終極意義和心靈、宗教的深思。
世間萬物，人最寶貴。人所以寶貴，是因為人的精神迸射出的善與美的光輝。世間萬物，人最卑賤，因為私欲常常使人變得比任何猛獸更殘忍而愚昧，因此覆蓋了人性的光芒。就人一生，沒有什麼比精神的成長和心靈的完善更重要。佛教認為，心靈的豐饒或貧瘠，不在於財富多寡、權勢強弱，而在於人格的高尚或者卑鄙。膨脹的物欲不僅不能使人獲得真正幸福，反而使慾望越發強烈。慾火焚身，永無滿足，永無安寧。這使我想起了一個故事：一個農夫在山野裏挖到一座價值連城的金羅漢，他不但沒有因此過上好日子，反而整天為另外十七座金羅漢的下落愁苦不已。物質富裕的現代人，很象故事中懷抱金羅漢卻心陷苦境的農夫。貧窮生活本身並不是什麼好事，可是由於心靈的高貴而散發人性的光芒；富貴生活本身也不是什麼壞事，可是由於貪婪的心欲而滋生罪惡。人類最大的愚昧和悲哀，莫過於在自己營造的文明中迷失而不自知。
古人説：“若知足，雖貧亦可名為富；有財而多欲，則名之為貧。” 芭蕉説得更徹底：“托缽僧之心始可貴。”這些都是對人生的真知灼見，包含著對人的終極意義的深刻領悟。菲爾·波吉斯的攝影行為，無意間重新證明了人類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可貴性，他的作品也可以理解為對古人清貧思想和簡樸生活主張的一定程度的圖解。在民族與民族、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日益嚴重的今天，在堆積如山的戰爭、災難的照片中，菲爾·波吉斯的作品顯得更加可貴，它們促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人類文明，無疑是一副清靜劑。從這種意義説，菲爾·波吉斯的攝影是一種對現代文明的救贖行為。通過攝影，他超越了人文關懷而逐漸接近宗教關懷。
菲爾·波吉斯以西方人的實證思維契入宗教關懷，他因此獲得更多的人生感悟，並通過發現和再現人性的光輝而增強了自己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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