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卡塞爾的一次訪談中，提問者把我的作品描繪成"象好萊塢一樣"運用"效果"，還暗示説，這些不過是次要的，感官的，暫時性的，甚至是有引誘力所以是危險的元素。我們必須改變那些陳舊的思想方法了，這種方法會使身心永遠處在分離的狀態。這些態度否定了世界文化對於思想、存在、自我的問題所作出的大量回應。例如，這些態度否認有250O年曆史的佛教的正當性，還否認世界各地宗教沉思的不同原則的意義。沒有這種通過身體理解並控制思想的方式，我們會發現，很有諷刺意味的是，今日西方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因為缺乏凝聚的、發達的思想而産生的。正是因為過分強調身體不過是一個與任何深層功能分離的自我解釋的裝飾性形象，我們才忽略了去發展這種思想。

　　的確，從知識的觀點看，身體機制的可怕部分在於，它純粹是容易受影響的，大部分是不受控制的，即刻反應的，所以也就隔離在理性分析和邏輯思想的正常機制以外。對這一本質的誤用和操縱的可能性相當大。如果不建立影像語言更廣闊的文化語境，就可能存在大量誤用，不論這種誤用是由於無能，誤解，還是由於那些未引人注意，未遭受批判的對形式的有意濫用。有可能，上述方面是一個暫時的過渡期的産物。在這個時期，我們正遠離印刷和文字的方式，走人一個影像的世界，這個世界脫離了理性的推理，趨向一種聯想的構型。今日文化最重要的挑戰之一，從政治的觀點看也是迫在眉睫、完全必需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使分析的技術使用影像的感覺的、生理的語言，使之成為一次事件，而非一樣物體--一個不斷變化、存活、生長的事件。

　　內爾·波斯曼發現，今天的大量媒介資訊存在於一個超越真偽之外的區域，並對傳統的、建立正確度的邏輯推論方法無動於衷或者毫無關涉。大學教育甚至也是不夠的。在美國，裏根--布希的媒介顧問，比如約翰·迪福和羅傑·艾力斯，已經成功地利用了人們對媒介基本處於蒙昧狀態的處境--人們不具備足夠的、正確的能力來準確解讀電視，這種處於統治地位的媒介的全部資訊內容，這對民主體製造成的政治後果是危險的。意味深長的是，成功解碼電視廣告和政治訊息所需的技術已經變得富有聯想性，並正在藝術、而非推理的領域中延伸。藝術家的技術和知識和日常生活中的藝術教育被賦予一種新的重要性。

　　問：你的作品中存在與歐洲傳統有關的嚴肅的元素，比如涉及繪畫（戈雅、布希、維米爾等），尤其與那些相當傳統的結構例如聖壇背壁裝飾三聯畫（Man·Nantes城三聯畫）有關。你對復述這些古典形式的興趣在什麼地方？

　　答：我認為自己屬於藝術製作的漫長歷史中的一部分。這個傳統既包括我自己的歐洲文化背景，也包括二十世紀東方和歐亞文化的擴展部分，甚至包括當下一種十九世紀法國式的後學術（Post-academy）先鋒及其對傳統的拒斥。我的確感到，在150年的演化當中，對傳統的拒斥所得到的結果中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與150年前的初始問題同樣必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不要低估我們與東方文化的關聯。

　　也不要忘記，我們這個世紀最偉大的里程碑之一是，一些非凡的個人，例如日本非專業的禪學學者鈴木大拙和斯里蘭卡藝術史學家A·K·Coomaraswamy，將古代東方知識傳播到了西方。它的重要性與通過將摩爾人的伊斯蘭文本翻譯成西班牙文而把古希臘思想引人歐洲具有同樣的地位。文藝復興的發展，及其後的大規模工業化深化了歐洲與東方的聯繫，但又使它黯然失色。在這個航空旅行的時代，人們很容易忘記自己也曾經從堪察加半島步行到伊比利亞。基督時代的耶路撒冷曾經有過佛教傳士，使徒托馬斯曾在印度生活過。

　　談到我對古典三聯壁畫的運用，三聯圖像是一種古典形式。我對它的作用的興趣在於它與歐洲基督教有關，它是從文化中衍生出來的圖像，所以它屬於大部分親臨歐洲觀看它的人。我對把它作為一種引述，或者一種"被挪用的形象"不太感興趣，因為我感到過分隨意地在那條路上走下去，你就會越來越迷戀"引入"這一過程，"引用"這種方式，也就會對物體和材料潛存的力量喪失敬意，還會忽視挪用它們的首要目的是：轉化。除了更多的技術原因以外，比如數字"三"的精緻均衡，以及運用它來作比較性的對照和互動，從視覺特別是從時間的角度考慮，我對三聯壁畫形式的最終興趣在於，它反映了一種"宇宙的"和社會化世界的觀念："天國--人世--地獄"，這種三重結構也就是歐洲思想意識結構的形象。將這些層面運用到當代本質的形象中去，會産生一些活躍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