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04月01日 23:18 2003年4月1日，著名學者、作家余秋雨將在第四十期“中外名家系列講座”上作題為“文化轉型與競爭力”的專題演講。新浪財經獨家直播本次講座。

    以下為余秋雨先生演講部分實錄

    提問：請問余先生一個問題，對歷史的反省，對文化的構建和轉型，它的作用是什麼？還有一個問題，文化人應該是社會的道德、社會的良心，那麼現在您怎麼看這個市場經濟對文化人內心的衝擊。

    回答：這倆問題都非常非常難回答，單獨做演講都有點難度。

    我剛才講到了，新的觀念的建立，一定是和歷史的反思，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因為我們要算過去壓在我們身上的文化控制力是什麼。我們一定要檢點這個文化控制力，然後才能確立我們的文化觀念，這都是這些年我們要做的事情，要反思。這一反思情況就不太一樣了，這個時期如果有良知的中國文化人，我相信都在對中國的文化做一些反思，這個反思和以前的反思水準不一樣，可能更高一點。

    我走完全世界的一些文化的發祥地之後，我的反思更多的是考慮中國文化未滅亡的原因，唯一就它沒有中斷，所有的文化都中斷，唯一它沒有中斷原因何在，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比如我講到伊拉克我很難過，他們有一個軍團叫哈瑪拉軍團，是中華文明還沒有露出曙光的時候，巴比倫文明，兩河文明就已經很燦爛，為什麼最燦爛的文明現在最慘，這真是一個大反筆。文明差一點，它的壞面差一點，他遭難的程度再差一點，再少一點再差一點，完全是這種理念。怎麼回事？這就是巴比倫文明進行反思，對我們的文明進行反思，對我們中國文明不滅亡的原因進行反思，這些不滅亡的原因有沒有一些好的東西。

    我在尼泊爾司馬蘭山的南面住了幾天，我在想這個問題，我是很動感情的，我覺得我走完這一切才知道，就像我訪問了我媽媽的好多朋友以後，才知道我媽媽這一生不容易。當時我在尼泊爾的時候感到，我們對中華文明做出的反思，往往是積澱比較高，我媽媽説你當時為什麼不好好學學外語，後來只有走完以後，同樣走完以後才發覺我的媽媽不容易，當時我對中華文明的看法就是這樣。我們突然走完塔利班控制的地方，哪兒控制的地區，半生走完，突然在尼泊爾的山裏邊，看到一個牌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所有人都哭了，不僅是我，我們當中有台灣人、香港人，世界的華人都感動，我們突然感覺到情感是反思發現了另外一個坐標。我以前其實前20年都在反思，我現在好多書，許多著作都是作為反思，反思更多的是中華民族的好多毛病。和當時中國知識界是同步的，想到它的很多很多毛病。

    但是這個走完以後，特別是到後來再走了歐洲文明以後，就覺得三大文明將會主宰21世紀的非常主要的衝突，就是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這他其實講了八大文明，這三大文明最重要，那兩個文明打起來了，後來想到中華文明不滅亡中有兩條是最重要的，一個是中華文明我們不能講太徹底的好壞，我們講農耕文明，春天種下去，秋天收上來，使得遠征，我們不到遠的地方征服別人。另外伊斯蘭沒有統治中國。我們最厲害的秦始皇漢武帝、從來沒有想到過要把什麼埃及、希臘打贏，你説他們似乎沒有世界知識，對，但當時打得熱火朝天，他們也沒有，只要提出遠方有財富，遠方有強國他們就打了，就騎開工背了，就不會想到遠征，自己打得熱火朝天，外面的是不太喜歡遠征。另外，中國是中庸之道作為一個最根本的東西，它反對長時間的極端主義，極端主義在中國短時間會盛行，比如文革十年，但是在歷史當中十年是比較短的。再長一點也算短的，極端主義要想在中國長時間盛行，特別是宗教極端主義要想在中國長時間盛行是有難度的。

    當然還有很多原因，種種原因造成了中華文明長時間延續下去一個重要的根據。因為你不喜歡打人家，人家也不會長驅直入來把你滅亡。你不管極端，我現在覺得，現在打起來兩方面都有點極端了，中華文明在這個問題上歷來是看看。過去我在伊朗的時候，跟伊朗的中國工人講，地鐵比我們中國的地鐵還多，好多中國工人，好久沒看到中國人，看到我們去，他也給我們講講。我就講中國的歷史，唐代的時候伊朗王朝就被外國人打掉了，他們自己政變亂七八糟，伊朗是波斯國王，説我們和唐朝關係很好，唐朝那麼強大，能不能出兵救我們把他們推翻，唐朝皇帝和我們現在的差不多，太遠了，我們翻過喜馬拉雅山去救你們，這不是中國人去做的事情，不去救。但是有一點，趕快到中國來，當然現在不會這麼做，當時是很溫暖了，我們心理把波斯當做我們中國的一個省，叫波斯府，波斯府還有了首都，比我們現在説的省部級的待遇還要高，你可以住，你的兒子、孫子可以住，而且你的兒子永遠是波斯都的都督，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方法居然是這樣。這樣，他肯定是伊朗人也再沒有成為中國的敵人，沒有成為唐朝的敵人，否則伊朗的地人會成為唐朝的敵人，不知道怎麼回事，當然也有自然的原因，有高原過不來。

    這樣我就反思，比如中庸之道的問題，沒有走宗教極端主義的問題。比如像一直沒有長時間的失去的問題，這個有一點應該承認，這是孔孟之道起了作用的，沒有長時間的失去秩序。我們中國人有一個非常高深的手法，1300年的科舉制度，中國男人有出息就要考科舉，做狀元有才華，我們的説法是組織部的説法，是選拔文官，那麼大的國家，我為什麼説他們好多國家都很無知，缺少有效的官員，中國有，每三年一大批官員出來，中國任何地方都去做官。那麼，大家為了尋找自己個人得出路，就拼命地讀儒家的書，儒家也延續下去了，用一代代人生命延續下去，而且每個地方都有效管理，封建社會當時有一點蠻厲害，不斷地調，換來換去，老是換，換過多少地方，不管你有沒有問題，老換，換來換去，最後表現自己的政績。

    這樣的話，1300年幾乎沒有太大的混亂。大家説讀書人管理，儒家就管治國平天下的學説，所以這些書生真正讓他處理一些當時農村的一些事情，也大體能夠處理。所以，1300年制度使這個國家基本有秩序，儘管這個秩序是老秩序，後來也造成恐慌，但是沒有失去也使文化流傳下來了。

    戰爭使它沒有毀滅，還有沒有這種跨國的戰爭使它毀滅，也沒有極端主義使它鑽在死衚同，這些都使它避免了。還有國家大，不像我們在以色列看到三個國家撞到耶路撒冷都出不來了，我們從來沒有這樣，我們是怏怏大國，怎麼著都行，這使中華文明延續下來了，這是好的，因為我們過去老講壞的。

    這個反思可能是很中華文明的復興有好處，但是也有很大的問題。比如在2500年前，人類進入規範的時期，很奇跡，孔子、釋迦牟尼和蘇格拉底出生是差不多的時候，西元5世紀是最文明的時期，幾個大文明立下了他們的經典。

    那時候我曾經講過這麼一句話，淮陰出版社作為一個經典。當印度的哲人在恒河邊上思考人和神的關係時候，希臘人在大河邊思考人和自然的關係，而中國人在黃河下邊思考人和人的關係。重點不一樣，希臘人是考慮人和自然的關係，和彼岸世界是什麼關係，彼岸不可知。所以，他們非常明確對自然的關係。自然科學後來在西方比較發達就是這個根源。印度思考人和神的關係，印度現在我們去的時候，他們都思考上史、下史，現實不太考慮中國思考人和人的關係，大多數都在思考人和人的關係，他們所説的自然也提到，但是和西方説的自然不太一樣。神他們不提，孔夫子不喜歡提這種關係，就提高人和人的關係，思考水準角度不一樣，思考水準也不低。但問題是幾千年人和人的關係思考下來就麻煩了，人際關係成為一個巨大的資源，反資源就要掠奪，就要侵佔，就要價值。結果人際關係很最複雜了，幾大文明古國當中人際關係最複雜的就是中國。我們講中華文明在21世紀往前走，把自己好的東西扛起來，不好的東西拋棄了，其中就是人際關係實在太複雜了。現在很優秀的清宮戲，其他人看不懂，我們中國人都看得懂。清宮，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太複雜了。台灣人也看得懂，香港也看得懂。這個中華民族不僅僅是語言的問題，這個關係的熱點在這個地方。原來楊樹理先生有這句話，中華民族的矛盾不解決的話，發明不出電視機、汽車。原因何在？思考的重心不在一個方位，幸好我們不斷調整。

    後來從明朝末年徐光啟開始有開放意識，後來再開放再關閉，有的時候是良性的開放，傳教士，徐光啟，有的時候是惡性的開放，被迫的開放，像鴉片戰爭，這樣的話，我們調整過來了，就不再走這條路，這樣就改掉自己的缺點，發揚自己的優點，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反思，前20年，我們剛剛開始反思，痛心疾首地罵我們自己的祖先怎麼不爭氣，有點不一樣。這個話我在台灣講演反覆講，台灣人很動容，説明你知道了這一點，就是我們的祖先非常非常不容易，他們怎麼會想出那麼多，把這個家業留下來的那麼多的點子，怎麼想出來的，老祖先還是不容易，我們不能站在今天老罵他們。我們認認真真地思考他們走過的路，我講過了，我們的馬拉松選手，我們跑了很遠的路，曾經跟我們一起跑的那些人，巴比倫人、埃及人、印度人，半路都失蹤了，他們在哪失蹤、哪死亡我們都不知道，但是我們跑下來了，由於跑下來，我們才到了現代賽場，我們看到美國，看到年紀很輕的人，叫我們參加短跑比賽，我們認了，參加吧。但是我們有時候要講講，我們馬拉松跑了很遠了，這只有文化人講。

    我走千禧之旅是尋找我們祖先走過的地方，看看和祖先一起同道跑而又失蹤的人，他們失蹤在何方，我當時給千禧之旅寫的主題歌是祖先托我來帶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