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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四十年週年紀念，導演李安拍了一部《製造伍德斯托克》(Taking
Woodstock)，這部影片和其原著小説、埃利奧特·提伯的回憶錄《製造伍德斯托克：一個關於騷動、音樂會和人生的真實故事》，都不是關於那場伍德斯托克演唱會，而是關於一個不小心參與組織這場盛會的青年、1960年代美國同志作家兼設計師埃利奧特·提伯，如何在1960年代的時代氛圍衝撞，如何在與伍德斯托克的相遇中認識自己；一如許許多多參與那個演唱會、經歷那個時代的青年。
滾開我的舞臺
伍德斯托克的本質是一群天真的理想主義者，在戰爭與暴力的漫天烽火中，建立一個“愛與和平”的音樂烏托邦，一個伍德斯托克國度(Woodstock
Nation)。
事實上，那只是不甘被打敗的嬉皮的最終一搏。因為1960年代後期，更多的是黑暗、死亡與血腥。
1969年1月，共和黨的尼克松宣誓就任總統，反戰運動持續高亢；5月在伯克利附近的人民公園，警察和社區運動分子為了公園的使用權而激烈對抗。6月，學運激進派“氣象人”從“全美民主社會學生聯盟”(SDS)分裂出來，主張暴力行動；6月28日，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石墻酒吧，不甘於被警察長期騷擾的“同志們”起身抗暴，開啟了同志平權運動；8月初，吸引許多嬉皮跟隨的邪教曼森家族成員犯下嚴重兇殺案。
就在這一個灰暗的夏天，將近50萬人奇異地參與了一場關於“愛與和平”的音樂盛典。
1969年8月15日到18日。幾個年輕人看到搖滾樂已經在1960年代後期成為青年文化主要力量，看到愛與和平已然成為時代精神，就在紐約州北方的伍德斯托克小鎮附近舉辦一場“伍德斯托克音樂與藝術節”。
演唱會的陣容包括那個時代大部分的民謠和搖滾巨星，除了最重要的三個：滾石、披頭士和鮑勃·迪倫。
歌手們在舞臺上日夜輪番上陣。台下的年輕人在雨後的泥漿中歌唱跳舞，在河中集體裸身洗浴，在草地上實踐“做愛不作戰”。
有人説，伍德斯托克最大的特色就是什麼都沒發生：當時有50萬人，而且食物幾乎匱乏，但沒有發生任何暴力與不幸。當地警長説：“姑且不論他們的服裝和想法，他們是我24年警察生涯中最有禮貌、最體貼和最乖的年輕人。”
伍德斯托克成了搖滾史上的永恒神話。然而，它也體現了搖滾樂與音樂節在青年文化、反叛、商業與政治之間的多重矛盾。
伍德斯托克原本就是一場商業生意。即使後來主辦者願意拆掉圍籬，讓演唱會變成免費，但那是因為他們已經和華納公司談好紀錄片電影版權，所以能獲得更大收益。
到底嬉皮或搖滾所建構起的反文化，和當時的新左翼是否産生有機連結？又是否有改變體制的革命潛能？現場當然有人唱反戰歌曲，民歌之後瓊·貝茲也唱起工運老歌《喬·希爾》，要把嬉皮文化和工人傳統連係起來；活動組織者也宣稱他們尊崇自由、反戰和民權的理念。
演唱會上有一段象徵性的衝突。新左派阿比·霍夫曼希望搖滾青年們可聲援因持有大麻而被逮捕的運動分子約翰·辛克萊。因此在誰人樂隊表演時，他衝上臺去搶麥克風説：“你們怎麼可以在這邊爽，卻看著約翰·辛克萊只因為持有一點大麻而被捕。”話沒説完，誰人樂隊的吉他手皮特·湯森踢他，説：“滾開我的舞臺。”
這段衝突常常被認為呈現了嬉皮、搖滾和新左派的分裂。然而，即使被趕下來，霍夫曼還是在後來寫下《伍德斯托克國度》一書：“他們是一群疏離的青年，他們致力於合作而非競爭，他們深信人們應該有除了金錢之外更好的互動工具。”
和平只存在那三天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海報上寫著：“三天的和平與音樂”。和平真的只存在那三天。
伍德斯托克結束後四個月，1969年12月4日，黑豹黨成員弗瑞德·漢普頓在家中被警察擊斃；兩天后，加州阿特蒙的滾石樂隊演唱會上，一人在騷動中被保全“地獄天使”刺死，為1960年代搖滾的恣意縱情劃下悲劇終點。搖滾樂演奏起哀戚輓歌：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大門樂隊主唱吉姆·莫裏森、嬉皮之後賈尼斯·喬普林都在一年內死亡，他們都是二十七歲。
伍德斯托克天真地想逃出體制，但他們最終未能改變捆綁他們的社會結構和政經權力。他們沒有阻止戰爭，也沒有改變美國種族主義。伍德斯托克國度很快崩解了，他們和他們的後代很快成了新市場的消費者，購買嬉皮文化與另類文化的商業産品，而不需要有任何意識形態立場。反叛的烏托邦背叛了自己。
當然，伍德斯托克青年們構築起的這座小小城邦，並未隨著他們離開那個巨大農場而被荒棄在歷史中，而是進入後來每一代搖滾青年的集體意識中，不論是他們留下的夢想，或是那些灰燼。
伍德斯托克的幽靈
四十年前的台灣，處在封閉世界的搖滾青年們深受震撼。台灣滾石唱片創辦人段鐘沂説，他雖然不喜歡吉米·亨德里克斯或賈尼斯·喬普林的音樂，卻在他們身上看到反體制、反權威的姿態，也逐漸了解搖滾樂是憤怒的。尤其在那個看電影前必須先在戲院站起來唱國歌的時代，吉米·亨德里克斯在伍德斯托克演唱會上用電吉他性感地彈奏出美國國歌，對他們來説就是一場革命。
1990年代中期，台灣終於出現戶外的搖滾音樂節。島嶼南方的“春天的吶喊”，幾乎是一個迷你版的伍德斯托克。在那裏，帶著笑容，牽著情人的手，躺在草地上，破爛的舞臺旁，是年輕人自己擺的各種攤位。樂迷和樂團沒有界線。
幾年後，台灣的音樂節越來越巨大，越來越商業。“春天的吶喊”不再是搖滾的吶喊，而是陽光少年與辣妹的歡呼。2000年開始，在北海岸出現了也是以獨立音樂為主的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節，並讓人有海邊伍德斯托克的錯覺。但這活動在更大的商業贊助和官方支援下，很快吸引了二三十萬人次。更多去的人不是為了音樂，而是去享受陽光、沙灘、啤酒，當然更不是為了抵抗主流的反叛態度。
在台灣，音樂節成為更專業的搖滾競技場，創意市集，或是地方政府和商業體制賺取政績或金錢的機器，而不再是任何反文化的地標。
張鐵志(台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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