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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囂與沉默 壓抑中的中國搖滾

藝術中國 | 時間: 2009-06-16 09:54:06 | 文章來源: 南方人物週刊

音樂的貧瘠和壓抑

近幾年來,民謠作為一種不可忽視的潛流也漸漸浮現出力量。一個值得提起的人是IZ樂隊主創、來自新疆哈薩克族的馬木爾。他將新疆音樂和現代音樂完美結合在一起,但完全沒有商業化。馬木爾十幾歲時就已經在哈薩克族人中成名,他的朋友形容他説,“長著一張藏獒一樣的臉。”

近年來漢族民謠歌手周雲蓬、李志、萬曉利、蘇陽頗受關注。萬曉利、蘇陽似乎更草根些,而周雲篷、李志則是詩人出身,帶著人文氣息。不管怎麼樣他們受到了城市裏的文藝青年的追捧。中國搖滾、民謠的歌詞其實關係到城市平民自我意識的甦醒,以及民間詩歌的立場。

中國原創音樂的起步相對晚,而且它還沒趕上好時候。在國內音樂市場還沒有發展完善之時,網際網路時代便呼嘯而來,受其衝擊,中國的唱片工業尚未成型,就崩盤了,這幾年更是到了極點:音樂工業幾乎等於零,而收入利潤也是幾乎為零。這樣造成了某些唱片公司舉步維艱。

摩登天空的負責人沈黎暉認為,當時在圈子裏名振一時的“舌頭”樂隊後來的沉寂是因為“自己被自己打敗了”。“舌頭跟黑豹不一樣,他沒有金曲,沒有那樣的商業價值,很容易內部瓦解了。”

直到1997年,沈黎暉用開印刷廠賺來的400萬創辦摩登天空,出資70萬為自己的樂隊包裝。“我們知道一個樂隊該穿什麼樣的衣服,該留什麼樣的髮型,怎麼拍MV才好看”。 1997年底,“清醒”樂隊發行專輯《好極了?!》,封面上,成員都穿著西裝,留著乾淨的短髮,與以往搖滾樂粗獷的形象大相徑庭。他們巡演,坐飛機,標榜英倫風,至今,沈黎暉的衣服多來自Burberry。沈黎暉開玩笑説,我們是最早的自費歌手。

在商業這條道路上,搖滾人先後有許巍、汪峰、臧天朔、謝天笑等人成功,他們把搖滾變成了可複製的勵志歌,如許巍的“絕望”、“憂傷”、“青春”、“夢想”,汪峰的“飛”,臧天朔的“朋友”。

沈黎暉做搖滾主唱顯然沒有做音樂品牌更令人矚目。“摩登天空”如今成長為國內搖滾樂的最大的獨立廠牌,出版了大量搖滾樂隊的唱片,雖然發行量並不太大,但在推動搖滾樂的傳播和普及上,功不可沒。而借此品牌,他的摩登天空也辦起了“摩登音樂節”,迅速與中國第一搖滾音樂節“迷笛音樂節”平起平坐。

音樂節

1994年,“魔岩三傑”香港紅磡演出被製作成光碟發行。那是中國人首次對搖滾樂現場的大幅度傳播。而十幾年過去,北京的LIVE SHOW已經吸引了大量新潮男女在那裏度過揮汗如雨的週末狂歡。表演大於了音樂。當投資商忽然發現了搖滾樂作為一种先進的文化被城市年輕人所接受時,搖滾音樂節誕生了。國內最老牌的音樂節當屬迷笛學校自2000年創辦的迷笛音樂節,早期在迷笛學校舉行,自2005年走向室外。

“迷笛音樂節是草民的狂歡,也是草民的投機,”張帆説。作為一批在官方眼中容易尋釁出事的人的管理者,張帆的角色更多是草根與官方的潤滑劑。為了舉辦一次音樂節,他需要請示文化、消防、公安、衛生、工商、市政、城管等多個機關,充分溝通。“中國這種官僚體制,職務和安全對他們是第一的。如果要是出什麼事情,他們可能會丟掉所有的東西,這個也可以理解。跟政府打交道就是一定讓他們放心,充分溝通,讓他們了解你所有的東西,這樣他才能夠給你簽字,給你批文。”張帆説。

今年五一假期,張帆在江蘇鎮江辦起了迷笛音樂節,各地搖滾愛好者,文藝青年蜂擁而至。

音樂節的規模和影響力迅速壯大,但與此同時音樂一直面臨創作陳舊的尷尬。這是無人鼓勵的一群,唱片的版稅和小演出最多只是維持了基本的生存,甚至還不夠生存。北京酒吧裏的演出已經陷入困頓。還在堅持著原創演出的只局限于愚公移山、MAO、星光現場、疆進酒、兩個好朋友、13CLUB、D22等幾個酒吧。

儼然一片興旺。但“搖滾樂教父”似乎越來越憤怒了。業內人士對老崔後來音樂的評價也莫衷一是。老哥説:“他一直説那種話。想法太多,沒有理順。像抓住一個人的脖領子,要跟他同時説100句話,這個人最後一句話也沒聽明白。”

沈黎暉説:“ 1997年以前,中國搖滾是紅色搖滾,但在1997年之後,它開始了一個全球化時代。”

從重金屬到朋克,從迷幻到另類,到英式搖滾、説唱,一些模倣為主的搖滾音樂掩蓋不住背後的淺薄和矯飾。一部分唱英文的樂隊,對西方音樂複製和模倣已經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在時髦背後掩蓋不住精神空虛,和對音樂的淺薄理解。中國搖滾樂也在患“失語症”。而竇唯則認為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

一直從事唱片錄音、製作的老哥説,現在的一些樂手, “他們趕上了資訊時代,這個聽點,那個聽點,可能就覺得自己牛逼了。我覺得他們缺乏能研究到極致的人。比如老一輩的人打鼓,能感覺到他是有血液的,而且很好交流,説什麼他很快就明白了,下次就能改善;現在這些人你跟他説半天,他也不懂,還挺較勁。”

中國搖滾到底要往何處去?老哥説:“我覺得建國後一直都是各種革命,各種運動,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人莫名其妙的在變態的情況下突然正常了,或者説從正常突然變成不正常了。”他害怕那種“運動式”的搖滾樂。“中國人本身骨子裏就有瞎起鬨的因素,聽搖滾樂也是瞎起鬨,沒有那種文化底蘊。同時因為政府的干預,這些年搖滾樂的發展都是不正常的。雖然現在的錄音技術越來越好,但大趨勢可能不會回來,現在的年輕人對那種文化的勁兒好像已經過去了。”

何勇在一次訪談中對記者説,我再不想依靠音樂活著了。

沈黎暉則從商業的角度表達了他的樂觀。“現在的樂隊對現場的控制力,對觀眾反應的把握,比以前的很多樂隊都好。”

和竇唯的回避唱歌相反,39歲的何勇停止服用抗抑鬱藥,再次站上音樂節的舞臺,像14年前的紅磡一樣,彈三弦的是他老爺子。不同的是他已不再穿那件招牌海魂衫,取而代之的是一件彩色條紋睡袍。已經發福的何勇在唱《垃圾場》,而在去年8月份,他那出生於1978年改革開放初的,熱愛搖滾的女友,粉絲,愛人,某國家級出版社的職員,為他生下一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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