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靜之，當過知青、瓦匠，又差點成為男高音歌唱家，還曾經是個詩人、國內身價最高的電視劇編劇……近年來，他開始將更多的精力放在舞臺上，接連推出了《我愛桃花》《蓮花》以及歌劇《夜宴》，現在，他的最新身份是民營話劇社團“龍馬社”的社長。龍馬社的第一部戲，由鄒靜之任編劇的《操場》將於2月26日起在首都劇場上演。
龍馬社文本第一
記者：您和劉恒、萬方都是作家和編劇，為什麼會一起組織龍馬社？
鄒靜之：我們三個人都是從骨子裏喜歡話劇的。我個人認為，話劇的文本很重要，這和我接觸話劇的方式有關係。我最早接觸話劇是通過收音機，《王昭君》《孔雀膽》都是這一階段聽到的，識字後又讀了很多話劇劇本，真正看話劇是十七八歲在北大荒當知青的時候。所以，我認為話劇的文本非常重要，臺詞是應該能夠吟誦的。
記者：目前，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似乎都不是特別重視文本，甚至還有一些無文本話劇在上演？
鄒靜之：我能夠理解那些演員當編劇，或者根本就沒有文本的戲。但龍馬社不一樣，我們認為，文本是話劇最重要的部分。400多年前的《哈姆雷特》為什麼能夠演到今天，就是因為有好的文本。龍馬社有一個偉大的理想：我們的作品能夠因為文本而延續下去，變化成不同的版本一直演下去。
我們是三個墊腳石
記者：龍馬社只演你們三個人的作品嗎？
鄒靜之：當然不會。龍馬社就是三個作家搭建的舞臺，為所有熱愛戲劇的人當墊腳石，歡迎所有有文本價值的劇本，可以説，“文本價值”是唯一的“門檻”。根據計劃，龍馬社每年三分之一的演齣劇目為社內作家創作，三分之一是新人的優秀作品，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國外經典作品。今年，龍馬社除了演出《操場》外，還計劃演出萬方和王海鸰各一部新戲。
記者：對龍馬社的將來有什麼設想嗎？
鄒靜之：很多人都懷疑，藝術家做劇社，大旗能扛多久？我想説的是，能扛一天是一天，能排一部戲就是一部戲，總歸我們成立了，我們演戲了，我們就勝利了！我們的理想是將來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劇場，每天晚上都有龍馬社自己的演出。在這個劇場周圍有一些咖啡廳、餐廳，看完戲大家能坐在一起聊天、溝通。
寫話劇是賠本賺吆喝
記者：您是國內身價最高的電視劇編劇，現在做話劇報酬如何？
鄒靜之：我寫話劇沒有利益的考慮，就是喜歡，寧願自己花錢也要寫。我經常會花稿費的一大部分買票請朋友看戲，所有舞臺劇都是賠本賺吆喝。
記者：為什麼這麼鍾情于話劇呢？
鄒靜之：因為寫話劇有難度，它的語言結構和戲劇結構對我都是很大的挑戰，越難就越想寫。就像玩遊戲，很輕鬆就能通關，大家就會覺得沒意思，覺得是在重復自己，越難就越有興趣。話劇帶給我很多經驗和喜悅，《我愛桃花》首演時，我對自己的劇本徹底失去了判斷，完全沉浸在別人在臺上誦讀我的文字的喜悅中，特別興奮。
記者：為什麼最近很少寫電視劇了？是因為寫電視劇會“毀”了筆頭嗎？
鄒靜之：不寫電視劇是身體不允許，再説，57歲了還寫電視劇也覺得不好意思。寫電視劇可是個重體力勞動，每天早晨一睜眼就欠人家5000字，一年365天天天如此，那感覺可不好受，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10年，對人的創作力和體力都是極大的考驗。至於寫電視劇會“毀”了筆頭，我覺得那是有些人的託詞，相反我還要感謝影視劇創作讓我對各種文體的把握更加自如。
《操場》是自我批判
記者：聽您説《操場》是一部知識分子自我批判的戲，如何批判呢？
鄒靜之：準確地説，是我對自己的批判，《操場》裏所有的人都是我，《操場》裏所有的事我都幹過。唯一不一樣的是我有痛苦，這痛苦代表著一種光亮。知識分子最偉大的精神就是自我批判，而中國知識分子不愛自省，都以為自己是真理的代言人。你看《百家講壇》上那些唾沫橫飛的學者明星，這個時代太缺乏痛苦了。
記者：那您對自己的批判徹底嗎？
鄒靜之：(笑)肯定不徹底，徹底就沒法演了。但已經掏心窩子了。
記者：在您的話劇作品中，《操場》是一部怎樣的戲呢？
鄒靜之：這是我最緊張的一部戲，我現在非常忐忑，不知道最後的呈現會怎樣，票房也有很大壓力。我從沒為一部舞臺劇牽扯這麼多精力，不是因為這是我的戲，而是因為它是龍馬社的第一部戲，它的成功與否關係著龍馬社的將來。
記者：龍馬社是編劇成立的，是不是意味著它將實行編劇中心制，您會干涉導演的排練嗎？
鄒靜之：我會提出一些建議，但不會拘著導演，我相信這個版本只是我們眾多版本中的一個。
記者：編劇常常會覺得導演不能表達出自己的意圖，您有這種感覺嗎？會不會自己當導演呢？
鄒靜之：這就是個悲劇。我正在努力説服自己接受事實，寫戲的和排戲的永遠想得不一樣。有時候，我就特想自己當導演，但有的時候又能收穫一些驚喜，就想還是讓別人去導演吧，其實自己的表達也未見得有多好。自己當導演，可我不愛做那些事務性的事。也許我會當那樣的導演，就是別人都導的差不多了，我再去導(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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