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元前三世紀開始，秦漢帝國崛起于亞洲東部，而古羅馬在歐洲也逐漸走向繁榮。秦漢帝國與羅馬帝國是沿著不同的軌道發展和前進的，在經歷了春秋戰國數百年的實踐和比較之後，秦王朝確定了專制主義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之路，“漢承秦制”，漢王朝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這種社會制度，並且沿著這條道路闊步前進，將古代中國推向第一個巔峰；而古羅馬在經歷了最初的共和制實踐之後，後來也走上了帝國之路。最終，不同的國情和發展模式殊途同歸，都把自己的國家推向全方位的輝煌，無論精神文明還是物質文明，以及對外交往所達到的水準都是空前的。它們都以傾國之力建設了自己的偉大首都，又以各自首都長安、羅馬為中心，發展出雲蒸霞蔚、博大精深、澤被後世、影響深遠的文化，並進一步誕生出偉大的文明成果。亞歐大陸的兩端出現了雙峰並峙的興盛局面，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因之而大大加速前進，整個世界歷史為之留下了輝煌燦爛的一章。
長安和羅馬有著很不相同的城市發展脈絡。西漢都城長安是平地起城，它的選址經過縝密而深刻的論證，考慮的是管轄遼闊疆域的全局需要，代表的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根本利益。長安後來對中國歷史進程所産生的巨大影響，表明瞭中國古代“人為選擇都址”的建都理論形成以及這種理論的正確性。長安城的繁榮是由強有力的政治軍事經濟因素帶動起來的，“先政治軍事，後經濟文化”的發展脈絡看得十分清楚。對比之下，羅馬城是自然形成的都城，早在西元前753 年就已建城，從那時起就有相當的經濟文化基礎，在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後，終於變成古羅馬之都，並在帝國初期達到全盛，它的發展脈絡是“先經濟文化、後政治軍事”。因為城市發展脈絡的不同，它們的文化發展脈絡也不同，長安文化是在很短時間內依靠強大的國家力量快速崛起，而羅馬文化則是繼承希臘文化甚至埃及文化而來，發展過程有幾百年之遙。兩種文化的相同之處在於，它們既是都市文化，也同時是本國、本地區文化的代稱，它們都因城市的發展而發展，都在國家強盛之際達到巔峰，都推動了各自的文明進程，並足以代表本國、本民族甚至本大洲的最高水準。羅馬文明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影響力一直延續到一千年、二千年之後，對造就今天的歐洲文明功莫大焉；而漢文明也就是長安文明最大的貢獻是，它哺育了世界最大單一民族──漢族的正式形成，成為中華民族的主體，也推動了中華文明的滾滾前進，這其中包括延用至今、全世界使用人數最多的漢語、漢字。西方將有關研究中國的一切學問總稱為漢學，實際就是對漢文明、對長安文明的莫大肯定也是長安文明歷史影響的具體體現。
創造出長安文明的長安文化，代表了最高層次的精神文化。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結果是儒家文化成為長安文化的基石，但諸子百家的學説實際並沒有完全被罷黜，只是被放到次要的地位或者被融入儒家之中。長安成為戰國以來各種學術文化的最大中心，亦即中國各種學術文化的政治試驗場以儒家為核心，就形成了一種內核堅實的中心文化，這對其他學説和文化有排斥的一面，但也有包容和吸納的一面。各種文化與儒家思想相合者、符合最高統治者意願者，就能夠得到快速發展，達到很高的水準和很大的規模，産生出種種文明成果。長安城之所以由一片空地迅速成長為中國各方面的中心，並且有遠超羅馬城的35平方公里巨大城市規模，其深層次的文化原因就在這裡；長安文明的許多具體特質，究其發端原因同樣在這裡。羅馬文化中沒有這種一支獨大的至尊核心，奧古斯都稱帝，但共和思想和法則依然深入人心，即使逐漸興起的基督教文化，也沒有改變羅馬文化多元的特質。羅馬帝國廣闊疆域大大小小的諸多城市，都被允許按照首都的模式去發展和建城，而在中國，地方城市的建設是不能同首都平起平坐的，同時像羅馬城中幾百所公眾休閒與聚會的巨大浴堂，也是長安城中不可能有的。只是到西元 392年，基督教才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發展成至尊一元的宗教文化，但這時距羅馬帝國的解體已只有幾年時間了。
長安文化是由中國各種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融匯而成的。以本土的周秦文化為基礎，廣泛吸取楚文化齊魯文化、燕趙文化、吳越文化和中原的魏韓文化，甚至少數民族及域外的各種文化，長安文化變得廣博而宏富，變得深沉而渾厚，真正可以用“博大精深”來形容。長安文化帶有濃厚倫理道德色彩，這是由居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所決定的。長安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在粗獷中逐漸趨於細膩，在分散中逐漸趨於集中統一，在宏觀意識強烈中又表現出精微，在剛健中又加進了柔和，在對立中變得中庸，最後形成一種與中央集權制度相適應的大文化。它在來源上是多元的、集大成的，而在形成的本體上又是一元的、中心的。反過來，這種融匯百家而成的文化又進一步支撐和推進了中央集權制度。長安文化中心性強的特徵，表現得特別明顯和無所不在，使它可以造就偉大的文明。長安及其周邊地區出現了規模極其宏大的都城、陵墓長城、水利工程、交通道路網路；首都圈如此，首都圈以外的廣大地域同樣如此，漢將趙充國駐地距首都長安近900公里，派人向朝廷奏事，往返1,800公里七天就得到回報，顯示了道路和驛站系統的良好，以及朝廷議事的高效率，引起後代人的感嘆和羨慕，這又顯示出首都圈的高度文明正向周邊廣大地域輻射，帶動了全國的文明進程，將古代中國推向它的第一個發展高峰；由於受楚文化的廣泛影響，長安文化在原有的剛健、質樸、嚴肅之外，也不缺乏浪漫、空靈。西漢武帝劉徹的茂陵，其陪葬墓中有名將霍去病墓，墓前石刻就清楚地顯示了長安文化的這兩種不同風格，從而成為長安文化中有代表性的藝術作品；形成對照的是，羅馬文化在希臘文化的基礎上不斷發揚光大，從而形成既帶有希臘色彩、又有鮮明特徵的羅馬文化它所涵蓋的範圍極其廣大，實際是整個地中海沿岸地區、中東、北非，或者説歐、亞、非三大洲文化的總匯。與漢帝國以一元文化推進文明發展不同，羅馬帝國在征服廣大地域之後，是依靠多元文化把這些地方的文明程度提升到當時世界的最高水準，形成的規模極為宏大，如公路總里程即達 120,000公里，致使在西方有“條條大路通羅馬”的説法；又如羅馬的幾百公里長的引水渠道、城中的至今猶存的宏偉建築，都令古代的和當今的世人驚嘆不已，這些都證明羅馬文化是華麗、宏大和富有表現力的；雙方文化中都有中庸與和平的內涵，所以雙方的古籍中互稱對方的人民是“長大平正，有類中國”和“舉止溫厚”，這也是雙方都對對方感到深刻興趣、願意親近的原因。
長安文化在吸納性和包容性之外，還有著很強的探求性。這是因為，長安文化是一種集大成的新興文化，除了在倫理道德方面已達到巔峰、表現高度成熟外，在其他方面還有大的提升空間，還正處在向上發展的成長階段，所以願意探求和吸納其他文化來充實自己，在這方面表現出很高的積極性。司馬遷在廣泛遊歷的基礎上撰寫名著《史記》，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人生追求，都洋溢著強烈的探求精神；張騫出使西域，在西方人之前最早開通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更是中國人對自己以外世界的一次大探求。漢武帝封張騫為博望侯，這“博望”二字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長安文化的探求性。中國人衝破了長期以來艱險、封閉地理環境造成的束縛，也衝破了自己觀念上的封閉意識，開始努力探求域外世界。也正是長安文化中的“博望”理念，變成 “絲綢之路” 開通的積極動因，長安成為“絲綢之路”的起點，這是長安文化強烈探求性的一大勝利，也表明長安文明的誕生是不斷探求的結果。通過貫通亞歐大陸的“絲綢之路”，中國人對大千世界有了全新的認識，中國的商品如絲綢、瓷器、紙張都大量輸出，長安文明的許多內容如冶鐵、穿井、造紙、絲織等技術都傳到域外，為域外廣大地域所接受，對亞洲各地文明的發展産生了重大影響，這些又體現出長安文化的擴散性，或者説是長安文明的輻射性。至於羅馬文化，從一開始起就處在一個海陸交通四通八達的有利交流環境中，所以羅馬文化中的吸納性、包容性擴散性和探求性，表現得同樣強烈和廣泛，這也是不言而喻的。
長安文化同羅馬文化還有一大類似處，就是它的非宗教性，從而洋溢著很強的人文精神。長安文化中也有多神信仰的傾向，這是後來道教發展的源頭之一。然而，按照儒家“敬鬼神而遠之”的理念，長安文化中的宗教元素始終比較淡薄，沒有上升到主導地位，在這一點上，儒家強調的“仁愛”變成一種導向因素，對人的普遍關愛，使儒家雖然有“儒教”之名，卻始終不能真正成為一種宗教，這是長安文化中強烈的人文精神不斷作用的結果。正是在這種人文精神的推動下，長安文化可以誕生出像司馬遷《史記》這樣充滿人文關懷的偉大著作，它對中國文化的偉大貢獻罕有其匹。它既是歷史著作，也是文學著作，同時還是解讀人文精神的思想學術專著，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也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羅馬文化繼承希臘而來奉行多神信仰，這種信仰理念開明而鬆散，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現得比較寬容。宗教觀念不強，就導致文化中充滿了科學探索和人文精神。正因為羅馬文化中有著很強的人文精神，所以在蟄伏數百年後，這種人文精神又成為文藝復興運動能在義大利發端的歷史淵源。至於基督教被定為羅馬的國教改變了羅馬文化非宗教性的特質，也就標誌著原有羅馬文化的衰落和中斷。到後來基督教文化更加坐大，羅馬甚至成了基督教教廷的所在地，這與當初的多元而寬容的羅馬文化是背道而馳的。
長安文化的連續性，表現在它有一個強有力的內核，然後其外延又可不斷延伸擴展，在它基礎上延續而成的中華文明，即使歷經千年、政權更疊、外族入侵，也都沒有中斷或解體，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歷史奇觀。從 《史記》 後，又有《漢書》等“正史”不斷出現，構成了一代接一代完整的中國歷史體系，這是將“中國”看作一個連續並且無盡的過程而不是各自割裂開來的孤立段落；此外中國自西元前 841年起歷史記載一年不缺，都表現出文化的連續性。羅馬文化有過驚人的輝煌，但它在盛極一時之後，被基督教文化取代而宣告中斷，退到被人遺忘的角落，這表明在連續性方面，羅馬的多元文化不如長安的一元文化。
今天，有數量浩繁的出土文物在長安周圍發現，是長安文明的真實再現。它們中佔很大比重的是藝術文物和技術文物，具體地反映了長安文明中的藝術文化與科技文化的地位。長安文明中很少見獨立的藝術品，但這種理念在先而又塑造性很強的文明善於將實用品變成藝術品，這也是長安文明的一種特性。展出的瓦當、空心磚本是常見的建築材料，畫像石更是築墓的石材，但一旦納入長安文明的範疇，它們都被加以藝術化的處理，既可以當藝術品來欣賞，也可以寄託一定的理念，所以在今天，它們都被看作是文化藝術産品和一定思想觀念的物化，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鋪首是建築物大門上裝置門環的物件，從展出的鎏金銅鋪首上，我們不難推想，當初安裝它的大門是何等氣派，整座建築物又是何等豪華，這多少彌補了土木建築難以久存、令人不能一睹真面目的缺憾；銅雁魚燈本來只是一件造型美觀的實用品，但它防油煙污染的功能，使它有著很高的科技含量，所以也可以被看作是科技文物，它這種巧妙構思在羅馬的燈具中是沒有的；弩機作為冷兵器時代最具威力的發射武器，也同時是科技文化的展現，在漢代是軍隊普遍使用的實戰兵器，而在包括羅馬帝國在內的古代西方，卻遲遲沒有這種裝置，文化理念的差異，導致了文明成果的異彩紛呈。
純粹的藝術品在長安文明中其實也是有的，這主要是指一些殉墓的物品。當我們不計它們為死者服務的功利動機，也不考慮它們的證史功能，就可以將陪葬品當獨立的藝術品來看待，它們在長安出土文物中佔了很大比重。展出的漢代彩繪舞俑、雜耍舞俑和彩繪跽坐俑，都值得我們仔細欣賞。長安一帶出土有漢代最優美的女俑，從這些展品中可略見一斑。漢代女俑在構思上注重女性的陰柔之美，一個個女性含蓄、溫柔、內向，眉清目秀而楚楚動人，在造型手法上突出纖纖細腰，但又用攤開的裙裾劃出兩道優美的雙曲線，構成一個大而穩定的基座，在抒發“以瘦為美”美學追求的同時，又用高妙的造型手法彌補了單純講“瘦”帶來的偏頗，最後形成完美的作品，其藝術創造力是值得我們今天讚嘆的。後世同屬長安文明的唐朝女俑表現得熱烈、外向、放恣，並且有著“以胖為美”的審美理念，這與漢代的美學追求形成直接對照唐代女俑在造型手法上更是與漢代完全相反，腰部最粗而落腳點較細，但同樣也塑造出絕世美人。“環肥燕瘦”，各領風騷，兩個偉大時代都以各自的文化理念為導向，然後創造出第一流的藝術傑作，同時體現出各自鮮明的時代風尚。
長安文化中軍事文化所佔的比重也頗大，這又是因為當時遊牧民族強敵壓境的外部環境造成的。依靠強有力的中心文化，漢王朝能集中國力走富國強兵的道路，並且開闢國家牧場養馬和大量引進域外良馬，大力增加馬數。當世界史上盛稱古波斯養馬50,000匹為壯舉時，漢武帝時的國有馬數竟高達 400,000匹！由於馬太多，長安城中曾因此造成交通堵塞，但大量的馬匹為組建騎兵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更為擊敗強悍的匈奴、創造世界歷史上農業民族大規模戰勝遊牧民族的奇跡奠定了基礎。展出的楊家灣兵馬俑中，騎兵的比重已達到40％，上升為軍隊的主力兵種，反映的就是漢代騎兵迅速壯大的發展歷程。在實戰中，名將衛青、霍去病率領的漢軍鐵騎，採用遊牧民族的大規模遠端奔襲戰法，遠征千里、橫絕大漠、奔突瀚海迂迴包抄，表現出很強的突然性，是農業民族軍事史上的偉大創舉。軍事上的偉大勝利捍衛了文明成果，最終將漢帝國推向世界一流強國的地位，而這些軍事文物的大量發現，又是長安軍事文明的歷史縮影；形成對比的是，羅馬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軍事文明，也有極為輝煌的戰績，但它同漢軍的裝備不同，戰法不同，指導思想不同，它是以步兵戰法為主，以排山倒海之勢正面對陣為主，這與長安文明中的騎戰為主是不同的。
長安文化、長安文明是博大精深的，羅馬文化、羅馬文明是華美而恢弘的，它們各領風騷、遙相呼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