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和王國維是同時代人。梁比王早生了4年(1873)，晚死了2年(1929)，兩人都經歷了晚清和民國兩個時期，晚年都成了清華園國學門的著名導師。王國維因清亡、末代皇帝被逐，身為侍讀的他感到奇恥大辱，自沉于昆明湖。梁啟超的一生，先是投身維新變革，熱心從政救國，後又潛心著書立説，演説講學，最終以“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座”的追求，逝于北京。對於王國維的死，我們深感惋惜，但對於梁啟超的一生，我們卻要以欽佩之情來表示。且不説他滿腔熱血投身維新，就只説他的博學多才、著作等身，實令人嘆為觀止。收入《飲冰室合集》中的文字竟有1500萬字之多，共有184集，堪稱那個時代之冠。若以梁啟超的寫作時間不到30年計算，那麼，他每年平均都要寫出50多萬字，這在還無電腦的時代，真是一個令人驚嘆的數字。要能達到這種境地，不僅需要刻苦勤奮，還要才思敏捷，更需要具有一種精神：視寫作為自己的生命，欲罷而不能。
梁啟超處在兩個世紀之交，社會現實把他捲進了時代潮流的中心，不斷為中國探索新路。他的老師康有為貶之為“流質多變”。説他多變，確是事實。他博覽群書，中外古今，涉獵甚廣。他對自己的論著作了自我剖白：優點是“博而新”，但弱點也很明顯，那就是“淺而蕪”。這和王國維那種專而深的治學道路頗為不同。梁啟超治學的最可貴之處，乃是雖然“多變”，卻又並未“流質”。他在《善變的豪傑》中這樣説道：“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志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但有所宗，斯變而非變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梁啟超的學術多變，但多變而不離其宗，那就是要喚醒國人，啟發民智，更新人性，發憤圖強，振興中華。梁啟超前後期的人生確有變化，但他的人生觀卻一以貫之。他自己説，他的一生是靠興味來作生活的源泉，對學問和政治都有濃厚的興味;兩者相比，做學問的興味更濃。在五四運動前，更多的精力放在政治的維新變革上面，但也不忘學問。1919年，他在歐洲遊學，對西學發生了廣泛的興趣。他在那裏最早得知巴黎和會傳出的消息，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反而要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移交給日本。梁啟超氣憤不平，立即將此消息傳給國內學界，北京學生群情憤慨，北大學生帶頭燒了趙家樓，引爆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梁啟超遊學歸來之後，就進了清華園國學門，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學術研究中，走教育救國的道路。但他始終密切關注著政治，他説，自己若不管政治，便是逃避責任，心裏會感到不安。興味和責任構成梁啟超人生觀的兩大基礎。他治美學，也以此為基礎。
梁啟超的美學，前後期也有所變化，所突出的重點不同。當他熱心政治維新、投身於社會變革之時，在美學上就特別強調文學藝術的政治教化作用，竭力倡導政治小説。而致力於學術研究時，他的美學就更多深入闡發文學藝術的審美教育作用。重點有變，其美學的宗旨未變。審美也好，藝術也好，其根本目的，還是“新民” ——打動人心，更新人性，也就是後人所説的改造國民性。作為一個啟蒙思想家，梁啟超一生不斷地致力於“改造國民的品質”，而審美教育就是對國人進行“精神教育”的重要途徑。在他看來，“欲新一國之民”，就要去“新人心”。審美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去“新人心”，塑鑄“新人格”，從而，才能去變革社會。梁啟超在美學上的最大貢獻，乃是把審美這一人類獨特的活動放置在社會人生的整體中來揭示它如何影響人的心靈，從而又作用於變革社會的獨特的社會功能。審美和藝術，既有自身的直接功能，又有對外的間接功能，離不開社會人生，但自身又有相對的獨立性。在這一方面，梁啟超的美學，要點有三：其一，美在人類生活中必不可少。“美是人類生活一要素，或者還是各種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內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美術與生活》)。美就在生活中，美的人生被放置於人類本體論的地位，因此，愛美，也就成了“人生目的的一部分”。美的追求，乃是人生的一大目的。其二，審美之所以必要，在於審美所引發出來的趣味或情感，乃是“生活的原動力”，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源泉”(《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在梁啟超的美學中，有時突出“趣味”，有時突出 “情感”，我們不妨把這些合稱為“情趣”。梁啟超把由審美引發的情趣看得十分重要，將之看做“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原動力”。他把感情與理解作了區分，認為它們具有不同的功能。理解的功能，“頂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應該做，那件事怎樣做法”;但感情卻能激發人“到底去做不做”(《中國韻文裏頭表現的情感》)，屬於人的動力機制。其三，生活中的情趣要表達出來，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文學藝術。文學藝術要能把情趣表達出來，就要創構出藝術的境界。依他看來，趣味乃是“由內發的情感和外受的環境交媾出來”，要表現趣味，在文學藝術中就要把産生這趣味的境界表現出來。此時，內發的情感和外受的環境在心靈中融合為境界，“把我的生命和宇宙的眾生進合為一”(《中國韻文裏頭表現的情感》)。梁啟超倡導的文學革命，不僅在於文學要運用新語句，更重要的是要創造出新境界。梁啟超的境界説，雖然其根底是在推崇唯心，但卻比前人拓展了更為廣闊的視野，並以新理想來導向新境界。
梁啟超談論審美，始終緊緊扣著趣味、情感來深入展開。情趣説，可以説是梁啟超境界説的核心。這標誌著，中國美學在吸收西方美學之長和繼承中國古典美學傳統的過程中，正在逐漸自成特色。西方美學在向現代轉化的過程中，審美趣味的觀念越來越受到重視。英國經驗主義美學標舉審美趣味，發展到德國理性主義美學，同樣重視審美趣味，康得甚至把審美判斷就稱之為趣味判斷。梁啟超在闡釋趣味的“無所為而為”時，顯然吸取了西方美學中的審美功利説。更進一步，梁啟超還把趣味之説推向整個人生。人要變成有趣之人，民族要變成有趣的民族，社會也要變成有趣的社會，所以，他自稱是一個地道的趣味主義者。他沒有想到的是，如今，西方發達國家已發展到後現代，趣味之説更受到青睞。英國當代後現代主義哲學家羅蒂在他的《後哲學文化》一書中説道：“所謂人類的進步，就是使人類做出更多有趣的事情，變成更加有趣的人。”
梁啟超的美學，雖然吸收了西方現代美學的元素，但其根本，還是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他多次闡發了孔子所説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的觀念，認為審美的愉悅，超越了其他快樂。審美之樂，正在於精神境界的提升，在審美的愉悅中得到的精神享受的同時，拓展和提升了精神境界。中國文人的人生理想，是要做到立德、立功、立言，通達時，“兼濟天下”，實現自我;而受阻塞時，則要“獨善其身”，自我完善。這兩者又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只有做到自我完善，“正心、誠意、修身”，才能進而做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審美、藝術不能直接用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能用來“正心、誠意、修身”，但也可以間接地對前者發揮作用。梁啟超美學承續了中國文化傳統，而又做了自己的發揮。
美學中一個最大的難題，就是要回答審美怎樣才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日益自我完善。梁啟超美學的最有價值之處，正在於深入到趣味、情感、境界的內部，作價值剖析，對趣味、價值、情感本身作了價值區分，從而給予我們莫大的啟示：審美、藝術可以把人引向美好、崇高，也可以把人引向醜惡、卑下，關鍵乃在趣味、情感、境界的價值取向不同，從而産生了不同的價值定向。梁啟超的美學奠基在價值論的基礎之上，他對趣味、情感、境界所作的價值分析，使我們重新認識到審美活動其實是一種價值體驗活動，具有價值定向作用。
人的趣味有好壞嗎?梁啟超十分肯定。他明確説：“趣味的性質，不見得都是好的。比如好嫖好賭，何嘗不是趣味?但從教育的眼光看來，這種趣味的性質當然是不好。”(《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文學藝術應該培育高尚趣味，“若不向高尚處提，結果可能流於醜穢”(《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情感呢?在梁啟超看來，情感本身並非都是美好。“他的本質不能説他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他也有很惡的方面……好起來好得可愛，壞起來也壞得可怕。”情感既有好壞，那麼，“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將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儘量發揮，把那惡的醜的方面漸漸壓伏淘汰下去”。正是這樣，人類方能不斷前進。作家、藝術家的使命也正在通過情感教育，把情感向真、善、美方向提升，所以，“最要緊的工夫是要修養自己的情感，極力往高潔純摯的方面，向上提挈，向裏體驗。自己腔子裏那一團優美的情感養足了，再用美妙的技術把他表現出來，這才不辱沒了藝術的價值”(《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
審美情趣的差異，表現于文學藝術，必然産生不同的藝術境界。依梁啟超之見，藝術境界有的“狹而有限”，有的則“廣而無窮”，有的“卑下平凡”。文學藝術應該創造“優美高尚”、“廣而無窮”的藝術境界，“把我們卑下平凡的境界壓下去”(《美術與生活》)。在他看來，只有“氣象壯闊”、“寄託遙深”的藝術境界，方能是人“神思激揚”。他所倡導的文學革命，就是要在文學藝術中熔鑄新理想，創造新境界。倘若“從天然之美和社會實相兩方面著力，而以新理想為之主幹，自然會有一種新境出現”(《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當然，當代美學應該進一步追問：什麼樣的趣味、情感、境界是高尚的、美妙的、真實的?什麼樣的趣味、情感、境界是卑下的、醜惡的、虛假的?梁啟超對趣味、情感、境界的價值剖析有待於進一步深入，但他啟示我們，我們的美學不能只停留在心理學的層次，而要上升到價值論，揭示審美和藝術的價值向度。
審美體驗是對價值的體驗，在體驗中領悟人生的價值，因而，審美判斷，既是趣味判斷，又是情感判斷，而且是反思判斷，蘊涵著價值的反思。正是因為在審美體驗中有著對趣味、情感的反思，能在心靈世界內部作出價值評估，從而促使心靈向高尚、美妙、真實的方向發展，才得以提升精神境界。審美不一定有外在目的，但卻有內在目的，這種內在目的就是：提升精神境界，更新人心，塑鑄審美人格。審美具有“無目的的合目的”性。這“無目的”是無外在目的，“合目的”是內在目的。梁啟超所説的“無所為而為”，這“無所為”也正是無外在目的，“而為”則有內在目的。因此，審美的功用也就可以有直接功用和間接功用。王國維所説的“無用之用”，魯迅所説的“不用之用”，蔡元培所説的“似無用，非無用”，其實，都説的是審美只是指向心靈，並不能改變物質。我們可以把審美的功用看成是一種 “虛用”，但這“虛用”也可以成為一種大用。就像郭沫若所説，藝術形似無用，但在“無用之中，有大用”。這種大用就是：“喚醒人性”，“鼓舞生命”。
那麼，審美是否也可以對變革社會有用呢?精神問題只能靠精神力量來解決，物質問題也只能靠物質力量來解決。但是，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可以相互轉化，審美影響人的精神，而精神的改變，通過實踐，又會去作用於物質力量。不過，審美的功用，影響精神是直接的，而作用於社會則是間接的。梁啟超的美學，致力於把審美的外在目的和內在目的統一起來，通過審美的直接作用來對社會起間接作用，把審美的自律和社會的他律結合起來，這是他的美學最大的貢獻，對我們今天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