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谷文達，1955年生於上海。祖籍浙江上虞。1976年畢業于上海市工藝美術學校。1981年畢業于中國美術學院國畫研究生班，師從陸儼少先生。1987年移居美國紐約為職業藝術家至今。作品有《遺失的王朝》、《聯合國》系列、《基因煉金術》、《碑林·唐詩後著》等。
5月11日是西方的母親節，谷文達在廣東佛山嶺南天地發起首屆“大眾當代藝術日”，與上千名小學生一起書寫《孝經》。他稱這種行為藝術“中西合璧”，現場非常震撼。“我總有一個願望，希望中國當代藝術從舶來品慢慢變成中國大眾藝術，中國自己的當代藝術。”
書寫《孝經》只是三部曲之一。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兩個多月前，谷文達在佛山當地收集了20公斤頭髮，製作成大型裝置《孝道》發簾，準備于母親節時在吉元黃公祠亮相，並作為開幕式。
從1993年開始，谷文達從全世界各地收集頭髮，創作了裝置作品《聯合國》，迄今為止，他已經運用近五百萬人捐獻的頭髮。對他來説，頭髮充滿了文化意味和豐富含義。
但《孝道》並沒有得到展示。5月的佛山經常下雨。母親節那天下午3點，大批媒體記者聚集在元吉黃公祠，本來只是陰天，但大雨突然降臨，祠堂中所搭的雨棚塌落，開幕式取消。
接受採訪時，谷文達説：“你沒看到這個作品吧，非常漂亮。我給你曝光一下。”然後拿出手機打開微信相冊給記者看。“這個作品中的頭髮的遺傳基因都是佛山的。”問他這件作品不能被展示是否感到遺憾，他説：“這可能對嶺南天地是最大的遺憾，但對我來説，這樣的作品做多了，已經20年了，在20多個國家做過。”
嶺南天地是此次活動的承辦方。谷文達認為當代藝術必然是和商業結合在一起的。“現在概念中，覺得藝術是純粹的，那一定是個錯誤。舉個簡單的例子，羅馬時代，藝術家是從屬於教會的；到了第二階段，藝術家是宮廷御用的；第三階段就是當代藝術，和企業、銀行結合。”
談到和中國企業的合作，谷文達説：“當代文化是舶來品，和中國現有的文化機制、文化教育和中國的美術館系統還處於磨合階段，從展館體制到收藏體制到贊助體制，都需要完善。中國還是在基礎設施建設階段，就像我們的老百姓都在談房産，基本的溫飽都沒有解決。”
另一件在嶺南天地中的作品是《孝道生命塔》，即在高高的鐘樓上挂滿了紅燈籠。“這紅燈籠沒有徹底完善，本來我想做成一個生命體，一個無規則的有機體，像細胞一樣，朝上發展，每個燈籠都是文化的細胞，和中國孝的傳統有關係。現在是一個幾何性的東西。”
谷文達比較了中西文化中對孝道的理解。“從生活角度來比較，西方更注重形式化，比如節日。中國的孝道以前是實質性的，父母與兒女之間的血緣關係要嚴密得多。比如師承關係，若是在美術學院學油畫，老師就是在學校教你，畢業以後你們就分道揚鑣；而國畫的師承關係像父子，像一棵樹一樣，要分枝，關係就一直延續下來。”
谷文達希望大眾當代藝術日也可以一直延續，“設定一個大眾參與的公共藝術日，遠比當代藝術僅僅限定在精英、專業圈子裏，在時尚界、在年輕人裏更有效、更有教育意義，更有拓展的可能。普通民眾實際上對當代藝術是不了解的。我的行為是作為一個鋪墊，希望將來通過各種方式，使之波普化、大眾化。如果在母親節，週末不僅是逛商場，吃頓飯，買些商品，那整個社會的文化素質就提升了。”
在嶺南天地中，處處都能看到印有“大眾當代藝術”字樣的旗幟，而這個標語中，三個詞分別合在一起，寫成三個字，“大眾”即在“眾”上加一橫。谷文達説，他在編寫《中國簡詞》。
上世紀80年代，谷文達以水墨介入當代藝術，在其中加入大字報中的偽文字、錯文字、改體字、漏體字、印刷體字，創作了一系列觀念水墨作品，並引發了強烈的震動，成為實驗水墨的先鋒。
那時谷文達所在的浙江美院是“八五運動”的重鎮，他當時説：“對被年輕藝術家頂禮膜拜的西方現代主義以及被保守主義捧為至寶的中國傳統經典均不屑一顧。”但在紐約待了27年後，他不僅對西方文化瞭如指掌，而且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也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從‘八五美術運動’開始到現在的30年，中國的當代藝術是全盤西化，仰視西方，我們沒有品牌，不存在原創，這是第一階段；現在進入第二階段，考慮當代藝術不應該再是純粹地照搬西方，而要對自己文化進行重新審視。”
海外藝術家大量運用中國元素，並得到國際認可，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慣用的取巧模式。但谷文達的境況有所不同。“我是國畫科班出身，這在當代藝術家裏屈指可數，所以我有一個保留位置，就是中國當代藝術不是全盤西化，而是衝撞的，是雙向的挑戰。作為一個中國人，假如你取巧地運用中國元素，博得西方人的喜歡，那這種喜歡是不會長久的，將來也是沒價值的。作為一個中國藝術家，為什麼不可以理直氣壯地運用自己的語言呢？我走了這麼多路，是理直氣壯地用，還是投機用，大家都清楚。”
“怎麼運用，從什麼角度去運用中國元素，是發展的。中國元素在唐宋元明清不斷發展。假如你認為當代中國元素就是京劇，就是臉譜，就是書法，那你錯了。當代中國元素可以包括數位時代、網路技術，包括各種被我們採用的新的技術。當然這個技術部分是從西方學來的，不是原創的，但是嫁接到一定程度，是不是能産生一種飛躍呢？這一點，日本人做到了，日本把東方的文明掌握得特別好，把西方的當代文明也掌握得特別好，甚至超越西方。而我們對西方當代是一知半解，把中國輝煌的過去也都甩掉了，遺忘了，一點興趣沒有。我做這個活動《孝道》，不是孝敬一對父母，不只是對家庭父母的孝敬，是對自己的文化、歷史、傳統的一個回顧、承傳，是怎麼樣用當代的觀點重新審視過去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