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何種面目示人，可能是最讓古今中外藝術家們“糾結”的問題了。
為藝而能成“家”者，自然要有屬於自己的面目。一部藝術史，實際上就是由一張張不同的“面目”組成的。
對待“面目”問題的態度，可以看出東西方藝術的不同趣向。西方藝術強調個性與創造，求新求變乃其核心意識。英國人艾略特説：“每有新的作品産生，傳統均將為之移動，並賦予新的位置與觀點。”一種風格、一個面目一旦被創造出來，同時意味著結束。
而中國的所有藝文學問，更注重的是“和合”與“會通”。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通”是“變”的前提，沒有真正的“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變”。個性融匯包孕于共性之中--人無個性，不必交流，人無共性，則無法交流。創造也必鬚根植于“道”、“理”，否則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更多的時候，“變”不是刻意“求”來的，而是在境遷、時易下“不得不然”的結果。
當然，中國傳統的藝術家也並非不講個性。清代“四僧”之一的石濤，就是一位個性強烈的人物。他有句畫家們耳熟能詳的話，“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古之鬚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縱有時觸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為某家也”。但石濤之所以能夠提出著名的“一畫論”，正是源於對傳統的洞徹，乃至由畫理上“通”于哲理。唯其能“通”，成其能“變”。至於他的筆下為什麼有時會“觸著某家”?無非各家各派早已爛熟于胸，打成一片，類似于“熟讀唐詩三百首”之後自然形成的“語感”。
揚州八怪也是以面目獨特著稱。李方膺在一則題梅花詩中説，“畫家門戶終須立，不學元章與補之”。實際上，他的墨梅恰恰學的就是南宋的楊補之。他的“不學”，正是以“學”為筌蹄。
啟功先生的説法更足以讓人吃上一驚，“(學古人)學之不能及，乃各有自家設法了事處，於此遂成另一面目。名家之書，皆古人妙處與自家病處結合之産物耳”。
圍繞“面目”，可以展開諸多話題，而這些話題處處牽涉到藝術領域的深層次原理。
比如，面目有外露與“隱秀”、鮮明與含蓄之分，就像我們不能説一個長相耐看、不事鉛華的女孩子沒有“面目”。
以前讀到蘇東坡對隋代大書家智永的評價“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總覺得是一句泛泛而談的“漂亮話”--智永的字給人的感覺分明是“散”、“慢”、“熟”、“軟”嘛!然而，近年來，也許是自己對書法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居然從智永的那種“散緩不收”裏，看到了動心駭目的精當與遒勁。古人誠不余欺也!
作為一個熱誠的書法愛好者，理解一位前賢的作品，前後花了20年時間，這無疑足以證明中國傳統藝術的高深與偉大。但反過來看，智永的書法是不是過於淵深玄淡，面目不夠鮮明呢?按照今天評價藝術的標準，是不是少了些“創新”呢?對此，坡翁仍然有他的解釋：“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型，以為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于繩墨之外矣”。
從事藝術的出發點，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對待面目的態度。書法之所以為書法，因有個“法”在。智永的用心，要為“二王”一係的書風進行法度上的梳理和完善。至於面目上的“創新”，非不能也，乃不為也。那麼，他的書法究竟有沒有面目呢?當然有的。他的面目是一種“內俏”，要在“逸于繩墨之外”的那種意態中去體會。而今天的人們，無論在創作還是欣賞上都已經“人心不古”，都在尋求“瞬間的感官刺激”，所以藝術家往往以吸引眼球、嘩眾取寵為安身立命，所以要挖空心思地“出新意”和“求變態”。
面目與風格不同。一個藝術家可以嘗試不同的風格，但他不可能有兩副真面目。因此，面目也可以理解為風格背後的“性格”。別林斯基説：“一個詩人的一切作品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怎樣分歧，還是有著共同的面貌，標誌著僅僅為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為它們都發自一個個性，發自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我。”詩聖杜甫既能寫出“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也能寫出“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既有“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闊大，又有“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的靈巧。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對杜甫“面目”的認識。多樣的風格仍然統一于不變的性格之下。反過來看，當不同的藝術家嘗試同一風格時，恰好可以分別出他們的不同面目。所謂“韓文如江，蘇文如海”，同為豪放一派，韓愈表現出了“渾厚流轉”，蘇軾則表現出了“雄曠恣肆”。
因此，風格樣式好比一個“外殼”，選擇怎樣的外殼不是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如何將其完善提升到一個高級微妙的境界，而這個過程則需要精神內質的支撐。金農曰：“予之竹與詩，皆不求同於人也”，他的創新意識很強，標榜“同能不如獨詣”，與智永是兩種不同類型的藝術家。金農畫竹一反傳統，將葉子畫得短闊而豐腴，畫梅也特意將主幹畫得粗粗壯壯的。然而，“肥”和“粗”只是樣式的選擇，並非藝術的完成，支撐這種樣式的，是他作為一個文人畫家的才識、學力與情懷。“反常”的背後，是“合道”。“肥而能清”、“粗而不滯”才是他的真本領，“拙撲雋永”、“雅逸奇古”才是他的真面目。
説到金農，自然不能不提及他那有名的“漆書”。我們不妨設想一下，“漆書”這種樣式是不是金農的唯一選擇呢?假如金農未能“有幸”地“發明”出“漆書”，那麼他的書法是不是一無所成呢?這是個蠻有意思的問題。
藝術的樣式，的確是可以發明創造的。從理論上講，一個藝術家只要資源足夠，想像力足夠，就可以創造出無數的樣式。而藝術家的真面目卻是伴隨生命起變化的。神采氣質，唯有“誠于中”，方能“形于外”。樣式與面目兩者間最重要的聯繫，在於如何通過一個最恰當的樣式，最充分地承載和呈現你的真面目。
今天的眾多藝術家們沉迷于追逐外在的樣式，卻忽視了皮肉之下那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我”。
一個最大的誤會是，他們把面具當作了自己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