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5日，年近九旬的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1924-2013年）在病榻上溘然長逝。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美學家，就這樣告別了我們，留下三十余部著作、難以計數的藝評文章以及後人無盡的追思。
2006年-2007年，我在蘇黎世山上的小屋中為翻譯丹托的代表作《尋常物的嬗變——一種關於藝術的哲學》而窮心竭慮。丹托的思想深刻，行文晦澀，更讓人難以把握的，是他喜歡在學術論述中夾雜一些非英語母語者難以理解的口語。還記得正當我為“spongy”、“sec”、“hardnecked”等詞絞盡腦汁、不得不寫信向丹托先生求助時，忽然驚喜地在網上發現，一位義大利女孩也正為同樣的翻譯問題而苦惱。正在這時，丹托的回信將我從深淵中解救，他説，“這本書有時會以完全口語化的方式使用英文，使它很難翻譯。在翻譯成多國文字時，這種不時出現的自由的、隨意的風格總是帶來麻煩”。隨後，他逐個回答了我的問題，直到我滿意為止。2007年秋回國時，這本書已經翻譯完了，可是拖延到2012年初才付印。不過，總算是趕在丹托去世前出版了，緬懷丹托時也算多了一種參考。
我時常想，在精嚴的思想中夾雜這些口語化的表達，究竟意味著什麼。古人云文如其人，這種行文風格或許體現了某種自由、率真的為人風格？我與丹托緣鏗一面，雖然後來去了紐約，卻找出種種懶惰藉口，最終沒有聯絡他。所幸2008年來我係講學的大衛•卡裏爾（David Carrier）是丹托的弟子，與丹托是亦師亦友的關係，通過他私人化的描述，丹托那可親可敬的師尊形象，依稀在我頭腦中建立起來。
丹託生于密西根州的安阿伯，成長于底特律，二戰時，曾在義大利和北非服兵役。據卡裏爾回憶，這段生活對丹托産生了很大影響。丹托起先在韋恩州立大學學習藝術史，同時也從事木刻創作，後來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習哲學，從碩士讀到博士，期間還利用富布萊特項目去法國從梅洛龐蒂學習。1952年，丹托畢業後留校任教。卡裏爾説，當時的丹托已是一位成功的藝術家，從事表現主義木刻的創作，與此同時，也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哲學。這時，一個關鍵性事件發生了。1964年4月，安迪•沃霍爾在紐約舉辦首次“雕塑”展，展出了他著名的“布裏洛包裝盒”。2012年去美國時，我曾專程到費城美術館看了杜尚的“大玻璃”和“三個標準的終止”等現成品，也在一個角落看到了“布裏洛包裝盒”。“布裏洛”是一種擦洗巾品牌，該擦洗巾內含清潔劑，用來清洗鍋碗爐臺較為方便。沃霍爾用木板和絲網印，複製了擦洗巾包裝盒的流行形象。
後來，丹托在《尋常物的嬗變》（1981年）前言中回憶説，“記得是1964年，安迪•沃霍爾在東大街74號舉辦了展覽……為什麼沃霍爾的布裏留包裝盒是藝術品，而那些堆放在超市庫房、遍佈整個基督教王國的平凡副本卻不是藝術品？……於是乎就有了這樣一種可能：藝術品與實物的區別，絕不在於物質方面。”受此思考啟發，丹托在這一年歲末的美國哲學年會上提交了《藝術世界》一文，提出了一種關於藝術的全新定義。如果説以往的美學都是用某個東西加某種屬性來定義藝術品的話，那麼丹托則意識到，藝術品區別於尋常物的屬性，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物理屬性，甚至也不是諸如審美情感之類的心理屬性，而是一種關係屬性。
不過，當時的丹托似乎並未充分意識到這一發現的重要性，也沒有想到，用“關係屬性”（排列組合、矩陣）來定義藝術，會對當代美學産生如此了不起的推進作用。1966年，丹托評上了正教授。從1966年到1981年，他在哲學界取得了極大成功，但他的工作重心並不在美學方面。《藝術世界》一文在1970年代引起廣泛反響，是因為喬治•迪基（George Dickie）受此啟發提出了“藝術慣例論”，然而，但凡認真讀過《藝術世界》的人，都可以肯定這絕對是對丹托的誤解。
沃霍爾的布裏洛包裝盒，對於丹托所具有的理論意義，在於它提出了這樣一個新美學問題：兩件從外觀上難以分辨的東西，為何其中一件是藝術品，而另一件不是？從這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出發，丹托將快要被維特根斯坦主義攻陷的美學，帶入一個新的境地。對於信奉“家族相似論”的維特根斯坦主義者而言，藝術既不可定義，也無需定義。丹托的天才之處在於，他一方面與本質主義決裂，另一方面也沒有陷入相對主義，而是提出了一種相當確定、具有建設意義的定義，而且，它經得起維特根斯坦主義的檢驗。俗話説，破壞容易建設難，丹托定義的重要性，正在於它是破壞後的重建。
作者陳岸瑛係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史論係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