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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冰峰:展覽電影--中國當代藝術中的電影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3-11-26 11:31:21 | 文章來源: 藝術中國


2013CCAA中國當代藝術獎評論獎獲獎者 董冰峰
 

電影(Film)何時成為中國當代藝術(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表現的母題?或問,“展覽電影”(Cinema of Exhibition )何時成為中國當代藝術創作、展覽的主題或形態? 進一步而言,電影與中國當代藝術的關係為何?兩種看似截然不同的藝術領域之間的必要性關聯與互動有何種的歷史演變和關鍵議題?又或可能出現一種全新的“中國電影史” 與中國當代藝術“本土性”問題交錯共生?

本文試圖對上述議題做出歷史性的梳理和觀察,並借此回應當下中國當代藝術的危機和未來可能。

起源的神話

首先,讓我們梳理一組電影與當代藝術發生關係的概念産生的線索:

中國的獨立電影(Independent Cinema)和“新紀錄運動”(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公認的“起點”,由1990年初的兩部代表性作品奠定:張元的故事片《媽媽》(1990)和吳文光的紀錄片《流浪北京》(1988-1990)。 

幾乎同時(1988年),張培力的錄影作品《30X30》標誌著中國錄影藝術(Video Art)的産生。《30X30》的非正式發表是在當年“黃山會議”上,但很快被淹沒在之後舉辦的1989年“中國現代藝術大展”(China Avant-Garde)的喧囂中。而此時 “獨立電影運動”和“新紀錄運動” 卻意外的獲得了更為人注目的國際影響。

90年代也無例外的被認為是一個“影像藝術”急速發展的世代(藝術家的自我組織、DV的出現等共同推動)。巫鴻(Wu Hung)等策劃的2002年“首屆廣州三年展”(Reinterpretation: A Decade of Experimental Chinese Art-The First Guangzhou Triennial),“重新解讀”1990年至2000年的中國藝術,設立和邀請了錄影藝術(邱志傑主持)、紀錄片(吳文光主持)和電影(紐約大學張真主持)三個部分作為重要單元的研究、回顧和闡釋。

事實上,除了上述標誌性事件,早在80年代“85新潮美術”時期,就存在了為數眾多的藝術行為、藝術表演、實驗劇場和“電影性”的事件。除了2011年 “出格:中國錄影藝術的開端1984-1998”展 中探討的80年代錄影藝術案例,典型的還有太原“三步畫室”、“廈門達達”和上海的“M群體”等。

然而80年代的實踐能否被稱為“錄影藝術”或“獨立電影”一直有很多質疑,試著將這一問題推演到“錄影藝術”定義如何界定及其這種藝術形式在中國本土可能的發展和演變。事實上80年代並無任何、或極少有關於西方錄影藝術的文章介紹和作品展示(這個機會要等到90年代),那麼中國的藝術家/導演又是如何發展出自己的獨特的影像藝術實踐並且與當時的中國社會、文化形成某種有趣的互動?這是本文要著重討論的內容。舉例而言,已發現80年代初期官方體制內的電視紀錄片(如1983年陳漢元的《雕塑家劉煥章》),就有某種激進的實驗色彩,並且與當時“思想解放”的社會氛圍緊密聯繫;同樣,90年代初的“新紀錄運動”也有著鮮明的官方體制支援的背景 。

從影片到裝置

與“錄影藝術”在中國本土發展的主要線索 不盡相同的是,同期少數藝術家或電影導演沒有遵循固有的機制和系統,選擇了更具實驗性和“跨領域”的影像思維和觀念。

這些“跨領域”影像實踐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上世紀初期的歐洲由作家和藝術家發起的“先鋒電影運動”。例如:汪建偉早期的《生産》(Production,1993)、《生活在別處》(Living Elsewhere,1998)等多部參加國際紀錄片影展的作品,至最近探討多重時間和空間關係的“延展電影”《時間•劇場•展覽》(2009);馮夢波的多部“電影”(Feng Mengbo’s Films),如《家庭照相簿》(My Private Album,電腦投影/立體雙聲聲道,1997)、《Q3,1999》(馮自稱其為“電影儀式”)和《Q4U,2002》;楊福東自1997年結束北京電影學院的進修後,就開始拍攝劇情片(《陌生天堂》( An Estranged Paradise,1997-2002)和《竹林七賢》系列)等“另一種電影” 。真正意義上講,當代藝術家創作中電影與中國當代藝術互相滲透與影響,關係更為密切這一現象的爆發,是基於90年代獨立製作技術的蓬勃,帶動個人電影發展的社會和文化可能,促使電影與當代藝術創作邊界的交錯和彼此之間的互動。同時從全球語境而言,中國的情況也對應了90年代初期以來西方美術館/展覽中大規模的“電影事件”和電影導演展覽的流行(當時的藝術家如Pierre Huyghe 、Isaac Julien、Tacita Dean、Eija-Liisa Ahtila、Douglas Gordon和Stan Douglas等,電影導演如Godard、Harun Farocki、Chantal Akerman、Greenaway等)。Mark Nash在《Art and Cinema》中指出“電影已重新定義了我們理解當代藝術的方式”。

此後,中國一批有著美術教育背景的電影導演,張元、王小帥、賈樟柯等,強有力的滲透進當代藝術界,與藝術家進行廣泛的合作,出現一批為藝術展覽的系列定製作品/電影裝置,如賈樟柯參加2005和2007深圳建築雙年展的《公共空間》(In Public,2001)和《城市再生》、王小帥參加2010年上海雙年展的多螢幕電影裝置《等待》(Await)。

上述中國“藝術家的電影”和“電影導演的藝術作品”,都清晰傳達出當代電影呈現方式的重要轉向,這與Luc Vancheri 的著作 《當代電影:從影片到裝置》(Cinémas contemporains: Du film à l’installation)的核心命題不謀而合。

這一轉向在當代具有關鍵的美學意義:Hubert Damisch認為,銀幕只是影像的臨時載體或過渡階段,只有電影影像被“展示”才可以喚回生命 ;戈達爾(Jean-Luc Godard)認為只有“投射”(Projection)才會使電影走出影院的“囚禁” ,具有真正的思考與行動力;根據Liz Kotz解釋,“投射”是一種介於觀看主體、活動或靜止的圖像、建築空間與時間之間加以整合的重要途徑 。無疑,從傳統的放映(Screening)到投射(Projection),是當代活動影像藝術最為緊要的美學形態和問題意識,即如台灣陳泰松所談“電影感”到“電影性”的質變。“獨立電影”或藝術家電影,如果僅停留在傳統電影經驗和審美範疇,很難産生真正的飛躍;而“投射”挑戰了習慣性觀看的刻板,使影像經驗不在桎梏于影院或是美術館的黑盒子展廳,真正實現“無處不在” 的存在,同時是對未來電影“後媒體情境” 的真實回應。

銀幕之外:一種展示的政治

從電影到裝置的轉向標誌著“展覽電影”時代的到來。2000年後,隨著當代藝術在中國的“開禁”或“合法化”,“展覽電影”越來越多出現在中國本土一些大型雙/三年展上,甚至成為雙/三年展及國際會議的主題。與此同時,由民間組織的大量規模可觀的“獨立影展”(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開始與當代藝術的“結盟”,越來越多的獨立或藝術影像作品得以公開展示于影院和展廳。

正因上述機遇和條件,全國不斷地涌現以研究“錄影藝術”、新媒體藝術或“活動影像”(Moving Image)為主題的大型研究和展覽計劃:除了前面提到的“首屆廣州三年展”,也有持續舉辦的“北京新媒體藝術展覽”( Beijing International New Media Arts Exhibition&Symposium )和之後中國美術館主辦的媒體藝術三年展(2008年“合成時代”和2011年“延展生命”);2004年“影像生存:上海雙年展”(Techniques of The Visible:2004 Shanghai Biennale);近年連續有2009上海電子藝術節(2009 Shanghai eArts Festival)上的“新媒體考古”(New Media Archaeology)、2010年深圳OCAT當代藝術中心舉辦的“從電影看:當代藝術的電影痕跡與自我建構”(Looking Though Film: Traces of Cinema and Self-Constructs in Contemporary Art)、2011年廣州時代美術館舉辦的“出格:中國錄影藝術的開端(1984-1998)”(Out of The Box:The Threshold of Video Art in China 1984-1988)和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舉辦的“中國影像藝術1988-2011”(Moving Image in China 1988-2011)等。

這些與“展覽電影”相關的大型活動的繁榮,一方面體現出,電影/影像藝術越來越可能成為一種有別於美術/視覺藝術為主導的,全新的創作和理論批評方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經由美術館規模化、研究系統化的發展,展覽這一形式本身也帶動了“活動影像”成為當下不可替代的跨學科跨領域的重要藝術形態。

中國既有的影像與當代藝術關係已經在國際舞臺上得到關注:2013年5月在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舉辦的“中國現實/紀錄視野:1988-2013”( Chinese Realities/Documentary Vision ),邀請和回顧了近25年中國的紀錄片、錄影藝術和電影,這些作品都深刻折射和提供出中國的社會進程和現象。這一展覽顯示,中國當代藝術與中國社會、甚至中國傳統不是完全對立或各自單一的存在,而是彼此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聯。不但電影作品本身,“展覽電影”這一形態的影響力也並不僅僅囿于藝術界、美術館或影展的規定區域內,而是時刻與現實關聯。

借由上述問題的梳理和深化,本文關於“展覽電影”的探索,將開放為一種廣泛的藝術與社會問題的討論。

(本文為董冰峰2013CCAA中國當代藝術獎評論獎的獲獎寫作提案)


董冰峰
        董冰峰,獨立策展人、製作人,當代影像藝術家。
        1974年出生於山西省忻州市,1999年畢業于魯迅美術學院油畫係,2005年至2006年就職于廣東美術館研究部廣州三年展辦公室;2006年至2008年7月就職于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展覽部。
        2008年至2012年,分別擔任《藝術與投資》&《當代藝術與投資》、《ARTINCHINA》、《獨立評論》四本刊物的副總編和主編。先後策劃和主編當代藝術和電影類出版物80余卷冊。從2000年至今,在中國內地及海外策劃和組織超過50個群展和個展。
        其工作範圍還涉及到獨立電影、中國當代藝術歷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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