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黃鴨，這只黃色巨型充氣橡皮鴨，由荷蘭青年藝術家弗洛倫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2007年創作，靈感來源，與中國有關。
有一種説法是，1992年，一艘從中國出發穿越太平洋的貨輪遭遇風暴，一個裝有中國製造的浴盆玩具的貨櫃墜海，一群橡皮鴨浮出水面，漂流15年，最終登陸英國和美國海岸。此情此景激發了霍夫曼的創作靈感。這種説法經由中國的《環球時報》報道流傳甚廣;藝術家霍夫曼雖沒承認，也未否認。
在來到中國之前，大黃鴨已經經歷過全球旅行。總計被製造了超過十隻，在荷蘭，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家都展出過。它的藝術性體現在“公共性”上：大黃鴨往往不會做為獨立的視覺形象而存在，而是與周圍環境形成視覺共同體;作品與空間之間的整體性無論統一還是唐突，對觀眾而言都會産生獨特的在場和現場體驗。 大黃鴨在阿姆斯特丹的運河上漂浮，或者穿越泰晤士河塔橋，觀眾在其中輕易可感受到強烈的視覺對比效果。
但是經此中國之行，大黃鴨“涅磐”了，它的公共性不僅達致頂峰，甚至超越藝術觀賞層面，成為一個具有隱喻意義的社會話題。這源自大黃鴨在中國的一系列“意外”。
起先在香港，作為5月“香港藝術周”作品之一，在維多利亞港展出十幾天后忽然撒氣，大黃鴨變成了一攤“煎鴨蛋”，立即有謠言説大黃鴨是被大陸游客所殺，香港歡迎大陸游客的購買力，但不喜歡他們不禮貌的行為，這種謠言相當盛行，以至於中國官方媒體中央電視臺認為有必要出面澄清：“今天有傳言稱香港大黃鴨被瀋陽遊客扔30顆煙頭‘燒死’。今天香港證實大黃鴨非人為損壞。泄氣由於主辦方對大黃鴨進行例行體檢。”隨後大黃鴨在中國的杭州，武漢，西安，北京都出現了“山寨”版，以至於大黃鴨藝術家霍夫曼現身杭州表示要毀掉所有的仿製品。
自9月6日至10月26日，北京國際設計周將大黃鴨請到北京。在首站園博園展出第一天，大黃鴨就因嘴巴變尖下垂而被戲稱為“大黃雞”，隨後人民網發出消息稱此為拼裝錯誤所至，連夜重裝，大黃鴨才回復微笑的嘴部造型。至此大黃鴨被娛樂化的關鍵詞在中國媒體和社交網路上層出不窮，使人難免猜測是否是某種行銷手段。 引進大黃鴨入京的北京國際設計周也發出聲明澄清：“霍夫曼本人作為一個設計師，並沒有太多成熟的推廣理念。”不論如何，對於正處於成長期，同時努力令“設計之都”變得名副其實的北京國際設計周而言，大黃鴨事件無疑在行銷層面得到了顯著效果。雖然造價不菲，但如果能售罄官方發售的小版本黃鴨的話，設計周將入賬645萬人民幣，且不包括因大黃鴨而帶動的展出場所門票。
此刻不妨借大鴨子談下藝術與設計是如何和觀眾構建消費關係的。
觀念藝術時代之前的藝術品，其藝術本體即是其藝術作品的體現。而始自杜尚宣佈他選擇的工業現成品為藝術品後，大部分藝術作品被後置為藝術觀念實踐的佐證之物，藝術的本體被前置於更難用知性和文本捕捉的觀念實踐過程之中。在今天，已經沒有什麼工業産品可以不被宣稱為“藝術品”，雖然我們常談到藝術已經成為“普遍性”的藝術，並這不是強調普遍性的必然，而是要將關注討論在何種語境下工業産品才被賦予藝術之魂魄。按照德國哲學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説法，凝視角度不同，觀眾與藝術間的關係也不同，假使這種凝視是大眾娛樂層面的，那這就超出了藝術層面，成為設計品。20世紀重要的評論家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也認為：“對今天和未來的藝術賞鑒必須超越趣味，無論這趣味來自公眾或精英，藝術的觀眾並非需要從凝視中獲得審美快感，而是將之作為獲取某種知識的源泉。”換而言之，那些以愉悅為導向的觀眾，已經將所視之物的屬性滑向了大眾設計産品範疇。大黃鴨正是如此。
但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而言，今天的藝術又和大眾文化實踐很難脫離關係。強力介入公共空間，巨大體量又從圖像上緊密關聯日常生活經驗的作品，早在20年前就從前衛實踐的態度演變為一種保險省事的策略。這種策略在某些時候會體現保守，令創作中的協調性失控，甚至有可能喪失藝術實踐的根本意義。在中國地域上，在資本的刺激下令過往十年的不少藝術創作者迷失在點子化的各種策略意圖中。當這種策略反過來負向作用於市場時，藝術業內人士開始反思和展開一系列辯論。於此同時我們看到大黃鴨設計師霍夫曼，這位年輕的西方藝術家似乎不為此擔心，他在資本的推動下於世界各地進行類似方式的文化行銷，並且樂在其中。
北京國際設計周也對大黃鴨這樣定性：“大黃鴨是現代時尚設計與旅遊觀光業相結合的成功典範”。它的設計消費品屬性更被明確，已經超出了藝術領域。
更有趣的是，每逢大黃鴨在中國出現“意外”，都引發人們對現實中國的一些談論：大陸客在香港的微妙地位，山寨，粗製濫造。不論大黃鴨身處何處，考慮到它在中國所經歷的一切，看著它所處的永遠有一種城鄉接合部氣質的周邊景觀，我們感受到的已經不是這只鴨子，而是中國。
在首站園博園展出第一天，大黃鴨就因嘴巴變尖下垂而被戲稱為“大黃雞”，隨後人民網發出消息稱此為拼裝錯誤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