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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歲邁克爾·蘇立文在上海書展
儘管今年夏天上海非常熱，我也很高興再次回到上海。我是在73年以前首次來到中國，也就是1940年，那時候我非常年輕，才20齣頭。後來在1973年的時候，我再次回到上海，那時的上海正處於“文革”時期，所有有關文化方面的活動都停止了，上海是一個死寂的城市。所以今天回到上海，看到有這麼多的文化活動，這麼興盛的一個大城市，我覺得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
我講一講我對中國文化和藝術方面的一些感想。在1940年，我記得當時畫家龐薰琹在重慶的時候，向畫展的委員會提供了一幅他自己的畫，當時展覽會不能夠決定這幅畫應該放在國畫還是放在西畫的分類裏面，討論了很久。現在我覺得這個問題已經不是那麼重要，要看到底是誰畫的。我認為什麼是中國畫呢?就是中國畫家畫的畫，中國作家創作的作品，這就應該是中國藝術。
1940年到達中國時，我什麼中國藝術都沒有看到，完全沒有，那時我在貴陽為紅十字會開卡車，援助中國抗戰，運輸藥品到重慶，那個時候沒有藝術。
在成都我第一次認識中國藝術家，特別是那些到內地來避難的藝術家，這些藝術家裏有吳作人、丁聰、劉開渠、龐薰琹。龐薰琹是我一生最親密的朋友，他給了我很多的幫助。那時候西化和中化的爭論比較少，主要原因是戰爭時期，到內地來避難的藝術家，他們突然看到了內地很多以前沒有經歷過的新的世界，他們就不再爭論這個西化和中化的問題，而更多關注他們的新的生活經歷，特別是生存的問題。從那個時候到現在的70多年來，中國的藝術發生了這麼多的運動和變化，很難把這些變化概括起來，用一個比較一般性的詞彙或者概念來解釋。
這些藝術家在艱難生活的同時，自己也成立藝術協會， 1944年舉行了一個美術展覽，繼續開展美術活動。在這個展覽上面，看到了很多展品，其中一個就是丁聰的《現世圖》，這是對國民黨的一個抗議，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就要馬上把這個圖給撤下來，不允許展覽，我和太太把這幅畫藏了起來，後來轉到美國去，現在收藏在堪薩斯大學的博物館裏面。這是和丁聰建立友誼的一個事例。
我們在戰後的中國看見了非常精彩的一些藝術作品，比如説黃賓虹和傅抱石，他們的作品非常優美。我們也經歷了在“文革”剛剛結束的時期，在藝術的初創經過很多挫折的時期。上世紀80年代是藝術最激動人心、最有創造力的時期。在80年代初期，藝術過去的很多屏障，都剛剛打開，藝術家們看到了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那個時候舊的打開，新的又剛剛來到，最能激發他們的創造力和生命力，所以有很多精彩的有意思的作品創造出來。
我在1980年來到北京訪問的時候，見到我的藝術家朋友龐薰琹，當時他説了一句話給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説不要用我們現在做的行動來評判我們，我們做的一切都剛剛開始。自從他説過這個話以後，在中國藝術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多新的先鋒派的藝術，還有很多探索性的藝術不斷在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藝術界確實打開了一個新的大門，是藝術界的新開端。
但是80年代過去的時候，很不幸的是，中國藝術界又進入了一個商業化的時期，藝術界的商業化元素對藝術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中國的藝術界又産生了很多對自我的重復，失去了自己的創作方向和道路。但是我也很高興地看到，有很多別的藝術家，他們並沒有被藝術界的商業化元素所影響，仍然堅持自己的道路，按照自己的藝術方式不斷地創作下去，有極大的創作活力。
在歐洲和日本的博物館裏，有大量中國藝術的收藏品，但是在中國的博物館裏面，有沒有對西方藝術的收藏呢?好像我沒有怎麼看到。現在我看到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藝術交流和相互的評價批評正在進一步不斷地提高和加深，不過同時在這方面存在很多空白，有不少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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