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支宇 （文學博士，西南交通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當代美學與藝術批評研究）
20世紀中國藝術與德國表現主義及新表現主義藝術存在著很深刻的學術相關性。這已經成為中國藝術史論與批評界一個無需討論的定論。然而，從視覺層面上，或者説從審美感知層面上，當代包括當代藝術家和批評家在內的中國受眾，究竟直接面對面地經受過多少表現主義大師原作的藝術震撼呢？這恐怕是一個令當代中國人汗顏甚至羞愧的話題。勿庸諱言，國人視覺經驗在國際化層面上的差池與缺失顯然與當代中國在國際經濟與文化上的弱勢情態一體兩面。
為了儘快彌補這一缺失，為了讓中國受眾不出國門就能夠較深入與全面地細讀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大師的精品傑作，北京展洲國際藝術園區隆重推出了“窮盡：德國新表現主義 /當代藝術展”。與此配套，策展人德國藝術與教育國際交流促進會主席黃梅女士與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王璜生先生還推出了“體積的對話 ——中國中青年雕塑邀請展”。就21世紀初中國當代藝術展而言，展洲國際藝術園區的開園展不僅體現了策展人的國際藝術人脈與藝術策劃能力，而且還體現了他們深厚的藝術史素養與文獻學意識。作為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當代藝術展，這個展覽現場與多媒介文本還呈現出藝術史溯源、國際藝術交流與本土藝術啟示等多重意蘊。
新表現主義：從“致敬”到“窮盡”
在6月15日的開園展上，安塞爾姆•基弗、喬治•巴塞利茲、約爾格•伊門多夫、馬庫斯•呂佩爾茲、西格瑪爾•波爾克和A．R．彭克6位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大師的作品在北京展洲國際藝術園區的三號展館集中亮相，其中不乏安塞爾姆•基弗的《失落的字母》和《耶穌家譜》、馬庫斯•呂佩爾茲的《天堂之門》、喬治•巴塞利茲的《紅色的母親帶著孩子》、約爾格•伊門多夫的《回歸》和A．R．彭克的《明星衛士之18》等德國新表現主義的代表之作。
從世界藝術史看展來，新表現主義是上世紀80年代以後首先以德國為中心發展然後擴展到世界各國的重要藝術思潮。從呂佩爾茲到基弗、從巴塞利茲到伊門多夫，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家們的藝術作品已經成為世界當代藝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構建世界各國藝術家甚至普通公眾的視覺觀念與審美趣味方面，德國新表現主義正發揮著與古希臘藝術、文藝復興藝術、古典主義藝術到現代主義藝術相同的建設性作用。對當代中國而言，中國藝術家與藝術受眾迫切需要接受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作品的熏陶與感染。這些新表現主義大師，2位已經離開人世，而其餘4位已經進入耄耋之年，向大師與傑作致敬，已然成為中國當代展覽系統國際化發展的重要趨向。與普通文本性的藝術史寫作不同，要以展覽的方式來梳理新表現主義繪畫的藝術史價值與發展脈絡，策展人需要具有寬廣的藝術視野與濃厚的圖像學文獻意識。北京展洲“窮盡：德國新表現主義 /當代藝術展”的策展團隊在這方面體現出驚人的素養與能力。他們在很短的時間之內，迅速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美術館與藏家那裏將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大師的精品傑作集結起來並在同一相展覽中呈現在中國觀眾面前。一個展覽當然無法窮盡新表現主義，但因為6位新表現主義大師大量作品的到來，北京展洲“窮盡：德國新表現主義 /當代藝術展”被德國秀瓷畫廊主舒爾茨稱之為“令我震驚和欽佩”的 “奇跡”，這顯然不是溢美之辭。
另類現代性：從“追問”到“顯影”
就本土性意義看，“窮盡：德國新表現主義 /當代藝術展”不僅是對新表現主義的“窮盡”和“致敬”，更是在20世紀表現主義藝術思潮視閾下對中國當代藝術“另類現代性”的“追問”與“顯影”。
本展覽有其獨特的時間節點與社會語境。中國崛起與當代藝術井噴將中西文化匯通與藝術交流中的中國視野、中國立場與中國關切等問題推向了國際當代藝術展覽與文化互動的前臺。受世界性關注的影響，後殖民主義意義上的“另類現代性”成為我們理解這次展覽之於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意義內涵。
這不僅體現在視覺藝術敘事的維度上，也體現在思想史敘事的維度上。即使有藝術家未受到過德國表現主義藝術的影響，但從整體層面上講，進入現代性社會以來，中國百年藝術受到世界表現主義藝術思潮的巨大影響是一個不可小覷的歷史事實。早在上世紀20、30年代，在魯迅等文藝思想家的倡導之下，德國表現主義藝術就在中國現代版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跡。珂勒惠支的表現主義藝術精神與手法一直蟄伏並涌動在延安革命美術運動的骨髓之中。此後，受革命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與表意習性的抑制，表現主義逐漸作為一種藝術手法存留在中國藝術家的潛意識暗箱內部。直到歷史之手在新時期強行翻開沉重的扉頁之時，表現主義藝術思潮才得以從遙遠的地平線上再次奔涌而來。一方面，世紀初的表現主義藝術記憶被老一輩藝術家從記憶之海的底層打撈出來，另一方面，以德國為核心的新表現主義運動先後經過1979年“法國19世紀農村風景畫”和1982年“德國表現主義版畫展”以及藝術畫冊對新一代的當代藝術家産生巨大的影響與衝擊。
聯繫新時期以來新表現主義藝術的傳播與影響，本次展覽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核心追問可以歸納為三個問題。其一，中國當代藝術如何在視覺現代性中尋找文化身份與文化認同？其二，中國當代藝術如何與革命文化的命運性發生關聯？比如，伊門多夫的圖像政治敘事顯然與王廣義等的“政治波普”存在著同與異的二重性。其三，中國當代藝術如何與傳統文化的命運性關聯？基弗與彭克，再包括義大利後起的表現主義藝術家基亞和克萊門特等都廣泛借鑒了傳統圖像與視覺資源，這必然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再傳統”具有重要的啟示性意義。
作為一個繁雜的符號文本，北京展洲“窮盡：德國新表現主義 /當代藝術展”的符號衍義顯然不可能被“窮盡”。然而，符號學原理強調的是意義的闡釋與開顯，沒有嘗試性的揭示與去蔽，任何一個圖像文本或展覽現場的意義都不可能被理解與道説。這個簡評，正是這樣的一種有限性與非“窮盡”性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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