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些藝術家都是從上個世紀80末和90年代初開始藝術創作的，其中有些人還直接參與了當時的現代藝術運動。“從現代出發”意味著他們藝術創作的起點，以及與現代藝術的關係。“現代”無疑有著雙重的含義，既是社會發展的進程，也是與之相適應的藝術表現。這兩者對他們都有重要意義。中國社會的現代性轉型主要發生在90年代，這個過程至今沒有結束，現代化的訴求則貫穿整個80年代。按照現代化的標準，80年代的中國，還只是初現現代化的端倪，無論整體的社會形態，還是現實的個人經驗，都沒有現代性的關係。對現代化的識別主要來自對發達的西方社會的認識和誤讀，對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的崇拜與追求。80年代中期爆發的現代藝術運動並不是西方現代主義的翻版，西方現代藝術只是一個參照，其真正的動力是思想解放運動，是中西社會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在發達與落後、民主與專制、都市與鄉村等方面的強烈落差與對比所激發的變革訴求，頗似一場沒有現代性的現代性追求。然而，這也正是中國現代藝術起步時的條件，沒有現代性條件的現代藝術追求。“從現代出發”的這批藝術家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他們的現代藝術創作，他們對於現代性的理解不是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或視覺經驗，而是某種現代藝術風格與形式的挪用，挪用的目的是自我的表現和人的解放。他們的主要風格是表現主義。表現主義是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的主流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現代藝術流派，影響力遜於立體主義或未來主義，也正是後者被很多80年代的青年藝術家視為現代藝術的代表，爭相模倣與追隨。這種模倣缺乏現實性與真實性，因為它不是來自現代工業社會的視覺經驗。“從現代出發”的藝術家以表現主義作為對現代的理解，體現為對藝術自由的理解，在當時的條件下，在學院裏面對現代主義的追求是不允許的。對他們而言，表現主義並不在於風格，而在於對學院主義的反對。因此，像孟祿丁、張方白、王玉平等人的早期作品，都是一種沉重的表現主義傾向，既對學院規則的反叛，也是對個人生存命運的反思。他們的“現代”反映了現代化訴求過程中精神的真實，也為90年代現代性轉型作了準備。
80年代末，現代藝術運動劃上了句號，90年代，中國社會發生了神奇的變化。從80年代過來的人，都能感受到這種變化。現代化的滾滾浪潮席捲中國，中國社會似乎突然具備了現代性的特徵，“從現代出發”也真正有了現代性的落腳點。藝術的主流也發生了變化，從80年代現代主義的焦慮中脫身出來的前衛藝術一步跳躍到政治波普，由武器的挪用轉變為挪用的武器。現代與後現代並存，藝術與商業齊飛，前衛的精神逐漸消失，全球化與地域性的衝突日益明顯，中國當代藝術呈現為多樣化的拼圖。“從現代出發”仍然堅守現代性的追求，但不再是學院的反叛，而是立足於現實的經驗，一個日益現代化的社會為他們的現代主義提供的生活經驗和視覺經驗。對他們來説，更重要的仍是形式。他們的形式不是回到早期現代主義，而是從“現代”出發到“當代”，形成當代藝術的一道景觀。劉剛的作品最為明顯，從形式與材料的綜合（類似于立體主義和達達的結合），體現了形式向媒介的轉變，仍然是強調視覺的張力，並沒有走向後現代。孟祿丁很早就放棄了他的表現主義，也進行了達達的實驗，長時間徘徊在抽象與裝置之間，新近作品似乎有重回形式的趨勢，他的形式是一種空間的形式，與劉剛的平面不同，如何在空間關係中理解形式，如何通過物體搭建新的形式關係，似乎也是一個新的課題。王玉平堅持畫布上的創造，最近有豐碩的成果。他的轉變也始於90年代，沉重的表現主義轉變為大眾文化色彩，以後他就一直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王玉平的經驗説明瞭當代藝術與現實生活的關係，在90年代那個特定的轉型時期，他敏銳地抓住都市生活的視覺關係，全面革新了自己的色彩，奠定了當代藝術的色彩基礎。當然王玉平關注的還不只是形式，他將當代社會的精神問題納入他的創作，有時還走到了波普的邊緣。同樣從現代主義的表現主義起步的還有張方白，不同的是他始終堅持表現主義方向，而且仍然是採用深沉的顏色。他的變化體現在由形式的表現轉向象徵的表現，作品向超大規模發展，如同某些抽象表現主義作品一樣，在某種具象的暗示下，充滿精神的象徵與隱喻。與其他人的作品相比，陳曦似乎在為他們提供現實的背景，因為她一直就處在與當代生活的對應關係中。她的作品是表現與波普的結合，首先是表現主義的筆觸和顏色描繪都市生活場景，然後逐漸轉向圖像化語言，深入景觀社會的內部，用圖像的語言直接描繪圖像與人的關係。
現代主義的語言産生於現代主義的階段，但不會隨著現代主義的消失而消失。更重要的是，現代主義于我們並不是産生於現代主義的現實，而是在非現代主義的條件下的現代主義訴求，現代主義的樣式是借用的，是否適用，還是經過現實與歷史的檢驗。很多借用在80年代以後就消失了，因為他們沒有找到現實的支點，或者説現實還沒有提供這樣的支點。“從現代出發”的幸運就在於，當他們從激情轉變為思考的時候，現實已經提供了現代主義的條件，但這個現代主義也被兩個條件規定著，一個是中國社會自身的現代性，遠不同於當年西方的早期現代主義；另一個是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所決定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交錯與重疊，既非純粹的現代主義，也不是真正的後現代主義，猶如利奧塔的“重寫現代性”。這些藝術家從現代出發後，正是實踐了這兩個條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