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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權力是永恒的主題
隨著弗洛伊德的名氣越來越大，他畫中的人物也越來越光怪陸離，不僅有年輕人，也有老人；不僅有貴族，也有罪犯；不僅有健康人，也有病人。作于1983年的《坐在椅子上的男人》就是以馮·蒂森伯爾尼米薩男爵為模特兒，輝煌的紅色天鵝絨襯托著男爵的惆悵，而其扭曲的汗手則被放大到一種滑稽的地步。以行為出格著稱的搖滾樂手黎·鮑利在畫家筆下則異常的安靜，他一腿虛弱地擱在墊子上，手肘則笨拙地架在畫家的那堆臟抹布上，1992年弗洛伊德完成這幅肖像後不久，他就死於艾滋病了。
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被畫者本人的狀態被巧妙置於一種緊張的情境中，而畫家與被畫者的關係也更接近與科學家與標本，或審訊者與犯人的關係。至今仍然有很多人覺得弗洛伊德很殘忍，指責的聲音尤其指向他于1968年至1969年間創作的作品《帕丁頓的大內景》。弗洛伊德當時年方7歲的女兒在畫中半裸，臀部對著畫面，蜷縮著睡著了，弗洛伊德本人的外套則就懸挂在半裸的女兒的上方。
此外，一系列描繪暮年遭抑鬱症困擾的母親露西的畫作也難免招致非議，弗洛伊德無情地將母親下垂鬆弛的肌肉和突出的靜脈表現在畫中。
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認他的作品飽含“視覺侵略性”和貨真價實的性和權力，那也正是其祖父、心理學家弗洛伊德教會自20世紀以來的人們認識自身的工具，它們隨處可見，是藝術家創作的最好主題。畫家那雙具有掠奪性的眼睛不可避免的關注著裸體的女性，因此，他很多作品的模特兒都是他成年的女兒。在1965年創作的《在兩個孩子的印象裏的自畫像》中，他把自己描繪成了一個怪物，懸挂在畫面上方，像一口大鍋一樣籠罩著他的兩個女兒。英國國家肖像畫館深諳弗洛伊德作品的三昧，他們把畫家于1981年至1983年間創作的巨幅作品《大內景，W11》置於入口處，強化了權力遊戲、曖昧的色情主義與藝術史的競爭關係的概念。
事實上，弗洛伊德坦承他曾受到華托1712年的畫作《皮埃羅家族》的影響。他曾説：“我由此開始考慮要畫一幅全家福。那將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因為那不僅夠宏大，而且還必須集結家族成員。”終於，他集結到了他的情人塞琳娜·保羅，女兒貝拉，前情人蘇茜·博伊和她五個孩子中唯一不是弗洛伊德的兒子——凱，這樣子堪稱現代皮埃羅家族的陣容。弗洛伊德曾寫道：“那麼畫中的主體是誰？不是蘇茜，也不是貝拉，更不是塞琳娜。主體是我，我是聯繫，讓每個成員發生關聯。”最終，畫面呈現出了每個人天然的情緒和身體，也呈現出一派不堪一擊的尷尬。這挑戰了家長的權威，但是也讓畫活了過來，“我還能對一幅作品要求什麼呢？我只想要它讓我震驚、挑釁我、引誘我和説服我”，弗洛伊德曾這麼説過。
生活是間等待死亡的房間
在弗洛伊德後期的肖像作品中，他則總是會刻意安排，將關注的焦點集中于對沉默無聲、難逃一死的肉身，耗去模特兒們數月工夫的幹坐，對其身體進行細緻入微地描摹。他會把畫中人的乳房與盤子裏一對煮硬了的雞蛋放在一起巧做對比，或是把畫中人腰腹部的贅肉置於不堪重負而向下凹陷的沙發的褶皺之上。在畫家看來，畫中的人物其實也不過就是畫面中平添了多一種東西而已。
只要給出一星半點暗示，觀眾就會開始瞎琢磨了。弗洛伊德深諳此道，並樂在其中。於是，性別無論男女，體形無論胖瘦，無不一一奉命擺出了四肢盡力伸張或者跼踀成一團的姿態，在他的畫中，都好似是古代基督教的殉道者一樣。然而，畫中人所處的環境則一成不變的是弗洛伊德的那間畫室。畫室僅止于斗室一間，其間陳設千年如一，計有鐵床一架，軟塌塌的沙發一具，以及畫家亂扔出來的碎布一堆。這樣一個空間，不由得不讓人想起薩繆爾·貝克特的戲劇《等待戈多》演出時被削減到極致的舞臺。
弗洛伊德的作品或許在暗示：生活不過就是一間等候室，生活就是在等待死亡。或許燈光能給人以希望，但那不過也是生活的詭計罷了，人人終究都要邁入黑暗。因此，在展出的最後一幅畫中的房間裏，畫中人擁有一綹長髯，他脆弱的肉身一絲不挂，恰似憂患之子，又好像一個現代版的基督。可這位畫中人實在不是他所看似的那樣，他只不過是在倫敦西區一間小套間的實木地板上擺姿勢的凡人。
弗洛伊德的肖像畫總是試圖攪混沉醉與覺醒之間的邊界。在他的作品中，人們能發現奇跡、神秘主義和離奇的痕跡。但是，奇跡終究不著邊際。因此，他畫下了一個個獨一無二的個體，就這樣來記錄人類生存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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