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顧中國當代藝術史，“社會主義經驗”是不可回避的關鍵詞。對“社會主義經驗”的敘述，並進一步反思現代中國的視覺文化史與精神史，表明近年來中國藝術出現了“歷史轉向”。從學術的角度考察，新歷史主義、福科的知識考古學等影響了中國的藝術思潮，杜尚和安迪·沃霍的作用正讓位於波依斯、李希特和基弗。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國現代歷史的獨特性以及當下藝術的獨特性帶來了這種轉換。一些敏銳而睿智的藝術家在懷疑和實驗中重建“歷史現場”，找到記憶痕跡與當下問題之間的關聯性，從波普調侃到嚴肅的歷史研究，開拓了新的藝術視野。挪用康橋學派思想史家斯金納的話來説，就當代藝術對歷史關注所能達到的境界而言，最激動人心的可能性乃是藝術實驗與歷史證據之間的一場對話。（斯金納的原話是：“最激動人心的可能性乃是哲學分析與歷史證據之間的一場對話。”參見彭剛《歷史地理解思想——對斯金納有關思想史研究的理論反思的考察》，《學燈》2008年第4期）
從某種意義説，集中體現“歷史轉向”的有以下這些展覽。鄒躍進策劃的“移動的社會主義”當代藝術展2006年在北京798時態空間舉辦第一回展，2007年在北京環鐵美術館舉辦第二回展，2008年在北京798先聲畫廊舉辦“山花爛漫——移動的社會主義第三回展”。這一系列展覽可以看作是從當下的生存感受和歷史記憶的交融出發，對毛澤東時代的視覺文化和藝術，以及社會生活中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做出的一種回應。“當代·紅光亮”藝術展2008年在北京798程昕東國際當代藝術空間舉辦，策展人高嶺，學術顧問王明賢。該展顯示，文革時期特有的紅光亮視覺美學特徵，在抽離了原有的功能之後，被中國當代藝術家在新的文化語境下轉換成為再現當代中國如火如荼的社會發展和精神變異的武器；它不再是以往革命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指導下的色彩美學，而是藝術家自發地對現實中國所發生的各種驚天動地和不可思議的神話事件在色彩上的再現和提煉。“歷史的圖像——2009中國當代藝術展”2009年在深圳美術館、湖北省藝術館舉辦，策展人魯虹、冀少峰。本次展覽主要展示借用改革開放前的革命歷史圖像進行當代性創作的藝術作品，關注中國當代藝術創作中的一種傾向，那就是借用“後現代”的藝術觀念，對“紅色經典”中圖像符號加以借用與混合，強調對歷史的反思與對現實、未來的關注。黃專（中方）、約翰·海雅特（John Hyatt）（英方）聯合策劃的“國家遺産：一項關於視覺政治史的研究”，2009年在英國曼徹斯特和深圳OCT當代藝術中心（OCAT）舉行。該項目是OCAT、英國曼徹斯特藝術設計創新研究院（MIRIAD）以及角屋共同主辦的文化視覺史研究項目，由論文、展覽以及相關的歷史圖文資料構成。“國家遺産”展中所揭示的問題，即國家的首都如何通過它的形象和質料的改造、建構及變更，形成一種獨特的政治和文化遺産，成為社會和人們心理的重要而微妙的記載。這個問題以藝術（建築、圖畫等視覺形象）為核心，但涉及到政治、歷史、人類學、人文地理、考古和社會學等諸多跨學科領域的合作。2010年11月，《穿越歷史——中國當代藝術邀請展》在北京宋莊貴點藝術空間舉辦，策展人左函。學術主持王明賢。展覽也是對當代藝術“歷史轉向”的呼應，作品注重與歷史進行精神對話，反映出當代藝術潮流的新趨勢。藝術家的判斷建立在當代史觀及藝術方法論批判之上，也建立在知識分子的良知之上。他們關注歷史細節，從視覺文化的角度解讀現代中國的精神史，並從蛛絲馬跡中發現真實的歷史，表達對獨立思考權利的尊重。觀者在展覽中看到的不僅僅是歷史，更不僅僅是視覺形象，還有歷史背後的思想。同時，藝術家著眼于當代藝術語言的探討，作品具有重要的藝術史價值。2011年11月，貴點藝術空間將舉辦《穿越歷史——中國當代藝術邀請展第二回展》，藝術家運用當代藝術語言對現代中國的視覺文化史與精神史作出新的闡釋，希望是對歷史的一種“超越”。
這一階段的重要個展也不能忽視。徐唯辛《歷史中國眾生相：1966-1976》（策展人王明賢）2007年在北京今日美術館舉辦。尺寸巨大的黑白油畫肖像群，結合肖像簡歷及其他文本，呈現文革期間蕓蕓眾生的形象；通過樸素的描繪，在當代的語境中對文革歷史進行現象學還原。2009年10月1日，聖之空間推出《開國大典——馬堡中新歷史繪畫》（段君策劃），展覽的主要內容為馬堡中對董希文命運多舛的油畫《開國大典》的主題性研究成果，展覽希望為中國現代史以及中國現當代藝術史的修正與重寫提供重要和具體的個案研究。《張大力:第二歷史》2009年在北京798聖之空間舉辦，2010年在廣東美術館舉辦（策展人：巫鴻，學術主持：楊小彥），凝結了張大力過去6年間埋首于北京各大國家媒體機構的工作成果，藝術家通過收集整理曾經見過和非常熟悉的歷史圖片，來研究中國六十年這個國家精神上的變化，也即國家的世界觀的變化。
史學家探求的是歷史之意蘊。“歷史之父”希羅多德創造敘述歷史的方法，司馬遷著《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湯因比曾説：“那麼多一度繁榮過的文明都已消失不見了。它們所經過的‘死亡之門’是什麼呢？就是這個問題指引作者去研究各文明的衰落和解體；從而又指引他附帶去研究文明的起源和生長。”而他就是這樣寫成那部皇皇巨著《歷史研究》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心嚮往之，卻不能至。於是史學界另辟途徑，通過一些非人文專業類的書籍和資料找到要説明的問題，即所謂從“偏旁”入手。有人説過：“在大量的歷史材料無法由研究者和普通人很容易獲得的情況下，這樣從‘偏旁’裏解讀歷史，做的不是一種改變世界的工作，而是像補天士一樣，慢慢從別的地方搜尋材料，再慢慢地把對歷史的殘損認識補全，所以你讀起來才有趣。因為你靠著它慢慢把歷史的碎片拼接起來，在這個過程中，你的視野和思路都有開闊的感覺。”（見《重返現場，有趣的史料與研究》《深圳特區報》2008-01-09）藝術家不是宏大敘事者，也應該從“偏旁”入手，也像是補天士一樣，憑藉個體深刻的生命體會和獨特的藝術經驗，慢慢把歷史的碎片拼接起來，他們的作品看起來才有意思，才有真正的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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