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履生
近年來，台灣地區出現了一些與大陸對接的民間機構，如冠以“台灣”字頭的畫院、美術院、美協等等，都瞄準了最高層級。基於兩岸社會體制的不同，這些機構的出現雖然想在最高層級方面突破交流中的不對等，或者是想通過最高層級機構的出現來體現台灣對藝文工作的重視和提升，但是，這些民間性質的機構在台灣，能否如同台灣師大美術研究所名譽教授王秀雄先生所期望的那樣，能夠有與“法國藝術與語言研究中心”、“美國藝術與科學院”以及“日本美術院”那樣的地位和作為，是需要歷史來考量的。就現實而言，所指向的大陸機構中的“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國家畫院”，都是具有政府背景和政府財政支撐的文化事業單位，由此來看，最高層級的指向和企盼實際上並不具有完全的對應關係。
面對30年來的社會變化，兩岸相對的美術發展態勢也有了很大的變化，格局上也在調整中構築了新的平衡關係。在互融互通之中，由早期台灣對大陸的影響，甚至是藝術市場的支撐，到如今教授級的畫家到大陸來攻讀博士學位，反映到藝術市場上的變化更是天翻地覆。大陸的藝術市場衝擊波影響到台灣，直至改變台灣美術的某些業態。就藝術本體而言，已經不像以前那樣表現出明顯的台灣風格，交流不僅彌合了誤解，而且在消解地方風格的基礎上出現了更能表現為同一文化源流的時代發展方向，在最能體現兩岸差異的水墨表現中，儘管其中有反映個性特點的不同追求，包括一些現代性的表現，可是，就技術涵養方面來看，更趨向大陸的主流風格或中國傳統的文人意味。至於展出中的油畫、版畫和設計作品，已經很難看出台灣風格和符號，反映出了在世界範圍內消解地方風格的時代潮流。
然而，當我們回到具體的研究和品評中的時候，基於美術史的認識往往還是局限在過去，日據時代、中原風格、台灣特色，以及傳承、對峙、獨立等等的各種研判，都忽視或輕視了藝術本體中的藝術家個人的追求。如此來説，並不是要脫離美術史的認知去孤立地看待現實，而是希望更多地著眼于發展而看到現實中的問題。面對國際化的語境和當代藝術問題，個人的藝術追求和藝術理想與相應的地域美術以及各種主義，在新的時空中如何認識，如何連接美術史和以往的美學，表面上看是一個認識問題，但是，其結果卻會影響到當代台灣美術評價的不同結果。對於當代台灣美術的認識，應該超越以往的美術史認知，應該以藝術家為主軸，而削弱地域的社會特性，由此契合現代社會發展的特點以及日益拓展的藝術家的國際視野。
（作者係藝術評論家、國家博物館副館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