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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昕東
現在中國畫廊的境遇是剛剛學會走路就要參加奧林匹克競賽，競賽就在眼前，參加或不參加，是個很殘酷的問題。
其實畫廊分兩種：一級市場的畫廊是跟藝術家關係很緊密，有一個與藝術家共同成長、需要承擔風險的過程。二級市場純粹是投資交易的畫廊，這些畫廊不做展覽，完全是仲介，無論用什麼途徑買到作品以後，就像開古董店一樣在店裏銷售。這些畫廊不與藝術家發生關係，只與作品發生純粹的買賣關係，考慮的是代理成本。而我們現在的畫廊並沒有在性質上做如此的細分，也沒有在畫廊所代理的作品種類和藝術形式上細分。現在的畫廊都是雜交並且多種當下綁在一塊，水準參差不齊，所以當前最需要解決的是對畫廊的認知問題。
在中國做畫廊很困難，是因為畫廊屬於個人企業，這個行業很特別很邊緣，不僅沒有國家政策的保護，而且人們沒有把文化意識放在一個合理的層面，而直接把畫廊放在了自由經濟的平臺上。中國崛起後，老百姓越來越有錢，但是藝術品在中國仍然屬於新世界的財富，在西方卻是屬於殖民時期就開始的老世界的財富——貴族或者家族的傳統收藏。
所以筆者對本土畫廊的發展，擔憂大於樂觀。中國畫廊發展的十幾年中——從2002年大批畫廊的建立，到2005年的紅火，再到金融海嘯後大批畫廊的倒下——不穩定的主要原因來自收藏階層。中國的買家情況比較極端，沒有家族收藏的習慣，受當下金融環境的影響較大。畫廊最理想的收藏者是中産階層，除了穩定的高收入以外，要有房産或者其他的富餘資金，且對各種文化産業有興趣的人。
説“不溫不火”還是樂觀，中國現在的畫廊業應該説是不死不活。它成長在夾縫中。其實收藏家如果能跟畫廊一起成長，收益會更大，但是他們現在認識不到這點，真正的收藏家沒有幾個，還會經常發生“背叛”。而一個行業這麼多畫廊又怎麼可能依託幾個買家呢?而且大家又把藝術品簡單的量化成一個投資品，這是很危險的，如果三年以後這個藝術品的投資回報沒有高過其他投資品，買家就會退出，這就很不穩定。
西方畫廊近幾年看到了中國藝術家的發展，開始來中國簽藝術家，這是本土畫廊無法與之競爭的，因為人家簽的條件很好，它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平臺，藝術家肯定願意去這些主流的世界。果子剛長出來就被人摘走了，這沒辦法，當果子需要更大的空間成長的時候，這是必然的結果。再加上經濟危機以後西方藝術市場的飽和與疲軟，就讓資本流入了正具活力的亞洲藝術市場。中國大批好的藝術家被簽走以後，剩下的是二線的，而現在藝術市場達到了一定的價格高度，很多畫廊也缺少資本進行再運作，這個時候就只能選擇三五萬的作品，空間相對變小了，三五萬對畫廊來説只能進行最基本的維持。可能未來能出一兩個年輕藝術家，而他/她在成長以後卻等不到中國畫廊業的系統形成又會被國外資本搶走。
這不僅僅是國外畫廊背後有基金或財團支撐的問題，而是因為它的運作能調動整個金融體系的進入，而我們卻是自主運作。所以中國畫廊在建立的時候，危險很大，未來是很殘酷的。之所以我們還堅持，是因為還在期望未來國家的政策能對文化産業給予保護和支援，這樣未來我們或許還能一搏。
除了國外資本與我們搶藝術家資源以外，在國內，還有二級市場的威脅。國內的拍賣行依託的資本很強大，比如保利。拍賣行在買作品的時候可以把一級市場的很多東西吃掉，因為我們沒有規範沒有制度，它們只要有利潤就會吞掉。而現在很多藝術家要的也是市場價格，只要有利可圖便會跳過畫廊。
畫廊的影響力也不如拍賣行，拍賣能做得很全很大，與社會對接的面很廣。再加上投入很大，它可以大海撈針似的撈到一條大魚便算，而且可以拆東墻補西墻，畫廊如果沒有很好的迴圈渠道，不能自我補血的時候，就會關門。畫廊影響再大，也是麻雀，所以與拍賣行比局限性很大。
好的畫廊首先得為藝術家的發展提供服務和幫助，同時需要跟社會教育發生關係，每一個展覽要做到一定的學術高度，提供的思想很重要。在現在制度規範沒有形成的情況下，要與二級市場競爭，中國的畫廊業只能期望有更多的社會力量和資源介入，如果人們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對藝術有更深入的認識，才能真的達到盛世，畢竟只有好的價值觀才能影響世界。(作者係北京畫廊協會會長、程昕東國際當代藝術空間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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