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宋永進
從浙江美術館的“東西貫中”——吳冠中大型藝術回顧展，到《錢江晚報》報道杭州某小學三年級學生關於“吳冠中的畫中心思想是什麼”的提問，再到《美術報》開展“美術創作需不需要有中心思想”的系列專題，在這個過程中，有成千上萬人直接或間接地與吳冠中的繪畫作品發生了對話，參與者不僅有專業畫家、美術理論家和藝術機構的專業領導，也有工作在各行各業的普通美術愛好者和成長中的少年兒童，話題所涉及的內容不僅包括專業創作和美術理論方面，也包括大眾審美和基礎美術教育方面。吳冠中不僅為世人留下了大量珍貴的美術作品，也留下了不少爭論未果的學術話題和值得深思的相關問題。
吳冠中拋出的“形式論”、“筆墨論”等觀點曾引發了美術界的激烈爭論和文藝界的高度關注，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形式論”是上世紀70年代末提出來的。一些美術界的“權威”人士認為“形式論”是墮落的西方現代派理論，是資産階級的自由化，應該一棍子將其打倒。80年代初，隨著國門的開放西方現代藝術蜂擁而入，“形式論”的支援者迅速增多。在反覆的論戰中，“形式論”逐漸獲得了美術界的認同。直至今日，“形式論”在美術領域的影響力依然呈現上升的態勢，一些推崇者甚至一味地崇拜，而對“形式論”本身卻很少有人去做深入的研究。因此，從史學的角度對“形式論”的發生過程和內容的實質進行一番考察和探究並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顯得十分必要。
在風行前蘇聯現實主義畫風和強調集體意識的上世紀50年代，吳冠中就開始滿腔熱忱地向學生介紹西方現代繪畫，一度被斥為資産階級形式主義的堡壘。他的人物畫也因不妥協于革命文藝的創作道路，而被冠以醜化工農兵的罪名。他甚至因此放棄人物畫而改畫風景。“文革”剛剛結束，吳冠中便在《美術》雜誌上公開發表了《繪畫的形式美》和《關於抽象美》兩篇文章，指出“漂亮一般是緣于渲染得細膩、柔和、光挺，或質地材料的貴重，如金銀、珠寶、翡翠、象牙等等；而美感之産生多半緣于形象結構或色彩組織的藝術效果”，並率先提出“形式美是美術創作中關鍵一環”的觀點。在文章中，他還以破爛的民房為例引導説：“白墻、黑瓦、黑門窗之間的各式各樣的、疏密相間的黑白幾何形，構成了具迷人魅力的形式美”（見吳冠中《繪畫的形式美》）。吳冠中以其特有的敏銳和膽識對“文革”期間直奔單一思想主題的思維方式和創作套路提出強烈的質疑或反對，並主張個性化的審美追求和現代繪畫的創作方法，高調呼喚“形式美”、“抽象美”，針對“內容決定形式”的政治主張公然發表“形式決定內容”的反向觀點，與革命文藝的保守勢力進行決裂。他的“形式論”啟蒙並傳播了現代繪畫的觀念和方法，打破了革命文藝的思想禁錮，開啟了年輕一代藝術家的心靈世界，加速了中國當代美術的現代化進程。
然而，由於吳冠中個人的知識結構和所處的特殊年代所限，“形式論”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西方現代藝術是一場發生在上世紀初的美學革命，從觀念的轉變到觀察方式上的變革，再到現代藝術方法論的逐步建立和完備，經歷了一代又一代現代藝術家的艱辛探索，最後才逐步走向深入和徹底。1947年春至1950年夏，吳冠中就學于法國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在蘇弗爾皮教授的影響下，接受了西方現代藝術思想的啟蒙。蘇弗爾皮教授在上世紀40年代前後與畢加索、勃拉克等一起活躍于巴黎畫壇、繼承了現代藝術之父塞尚的藝術理念和觀看方式，是現代藝術初期的重要畫家。吳冠中在國內所倡導的“形式論”，即點、線、面結構法則，是對西方現代藝術初期美學思想的個人化理解和本土化轉換，雖然在當時具有較強的文化針對性，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中國當代畫家的思想自由和藝術個性，但並不代表現代藝術最輝煌時期的美學成果。當時國內政治和藝術環境使他忙於爭論“個人情感”與“集體意志”、“形式語言”與“主題思想”的重要性，而無暇顧及“形式美”、“抽象美”的深層內容和深入問題。吳冠中的“形式論”由於沒有全面繼承現代藝術的方法論，簡化了現代藝術完整的話語結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現代藝術輝煌的美學成果。“形式論”的認識局限必然影響畫家對西方現代美學的深度理解和對視覺感受的真實表達。他在《風景寫生回憶》一文中描述自己的作畫狀態：“我作畫往往是先有了形式，先發現了具形象特色的對象，再考慮其在特定環境中的意境。”可見，在寫生時，吳冠中沒有運用現代藝術的方法論去觀察和研究對象，從中發現對象所特有的結構次序，並在逐步深入中獲得新的審美體驗，而常常以點、線、面的程式化法則替代豐富而生動的真實場景。上世紀90年代以後，雖然吳冠中的藝術創作進入了高峰期，但在某些作品中也顯露出為形式而形式的話語貧乏，畫面語言顯得有些單薄，畫面結構也開始套路化了，甚至出現了格式化的感受形式和概念化的抒情方式。
另外，“形式論”的思想源自西方現代藝術，西方現代藝術儘管在語言形式上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但也潛在著各種問題。現代藝術片面強調自我，封閉了藝術家與觀眾的心靈通道，使藝術喪失了原有的親和力；過於理性的直線型思維方式導致了藝術面貌不斷傾向機械和冰冷；無休止的形式探究割裂了與當代現實的關係；單一的藝術觀念排斥了非西方國家多元而豐富的藝術形態……這一切已經遭到後現代藝術的質疑、批判甚至否定與顛覆。
“形式美”的時代隨著吳冠中的逝世已經過去了。吳冠中倡導繪畫個性和藝術自由的“形式論”，使人們掙脫了革命文藝的思想枷鎖，但願不要成為當代畫家藝術探索的新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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