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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松
前提：優質學生的來源
優質學生的選拔面臨著技術性瓶頸。
在高等藝術教育中，以培養的終極目標而言，優質學生的選拔至關重要。藝術考試，作為選拔機制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它的關鍵作用，在培養的所有環節中，其意義不言而喻。然而，當下我們的藝術考試，有時候像一柄雙面刃，在選優的過程中，劣勝優汰的情況時有發生。對於此，人們不乏批評與吶喊，但往往是慣性的體制力量使之見怪不怪、麻木不仁。問題在哪？這便是在藝術領域的選優過程中，相對複雜的學術考量與簡單有效的考試技術間的錯位所致，這似乎是一個技術性的瓶頸，一個嚴重的瓶頸。
然而，這又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的瓶頸，它也是一個政策性瓶頸。在普通研究生的專業初試中，教育部要求的相關高校按二級學科進行專業初試統一命題，作為一種原則對於非藝術類的考試與選拔而言，其技術性工作簡單有效，有其相對的、一定的普適性。然而對於藝術類的考試而言，則是一個悖論。以美術學二級學科為例（以國家統一的學科序列）,它下列的三級學科或者是研究方向包括中國畫（在專業招生中還可以細分為人物、山水、花鳥等）、油畫、版畫、雕塑等，它們的專業基礎有所不同，特別是在研究生教育層面，它的研究方向或項目計劃的個性化特徵是這一層面培養的特點。然而，習慣性的以二級學科的統一內容作為專業初試的命題，則往往使一些在某一領域出類拔萃的優質生源在第一輪專業初試中就被淘汰，或者淪落為低分（這裡的問題還不僅僅是藝術學生與英語之間那個曾經沸沸颺颺的話題，因為研究生專業學位的考試已經相當大地淡化了英語的內容和權重。這裡所指，還是藝術考試本身的認識問題，專業之內的問題，即一個實質性的專業選優的問題）。
舉例而言，若統一以人體素描寫生來進行二級學科下列的相關三級學科方向的專業初試的統一命題，包括中國畫（山水、人物、花鳥等）、油畫、雕塑、版畫、綜合繪畫、新媒體藝術等等，那相關方向的水準評價便是一個問題。比如中國畫山水、花鳥及其人物，他的人物素描寫生的分數多大程度會影響到他未來在山水畫、花鳥畫上的研究，這無疑會是一個悖論。即使是雕塑而言，5年雕塑專業的畢業生已經進行了系統的雕塑語言的訓練，其雕塑的專業素養明顯優於非雕塑專業的其他美術學科的學生，然而統一地以素描人體寫生來與普通大學學科的油畫或繪畫專業的學生相比, 雕塑專業的畢業生未必能勝出。因為雕塑專業的學生大部分時間在於與專業相關的基礎訓練,並進入到專業語言的研究，而非長于繪畫性素描。雖然後者可能只在大學四年繪畫專業學習中選修過一個單元幾十學時的雕塑課程，但他由於在第一輪初試繪畫人體素描中相對高分，完全有可能在綜合成績中勝出，雖然，他在雕塑專業語言的研究上遠不能與前者相比。
藝術學科的其他7個二級學科（音樂、戲劇、電影、廣播電視、舞蹈、設計藝術、藝術學）在選拔優質學生的藝術考試中，同樣面臨這個問題。
於此，給藝術研究生考生一個公平的專業選拔和評價機制，評閱教授的專業對位便是一個問題。因為學科及其研究方向的差別勢必在選拔標準上有偏好，這是一個學術性的嚴肅話題，也是一個研究生教育品質保障和提高的前提。
優質學生的選拔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性程式和事務性工作，它是一項學術活動，它需要用藝術專業的標準與藝術教育的經驗去考量、去對位。因此，研究生教育的專業考試，優質學生的選拔越來越變成一個學術性強的工作。學科和教授的話語權終究應該到場。
我們欣喜地看到，國內的一些專業藝術院校正在努力突破相關的約束瓶頸，思考專業優質學生選拔機制中的學術性內涵與技術程式間的合理結合，並有所作為。
突破教育部關於二級學科專業初試統一命題的原則性要求，僅僅是研究生教育改革中的一小步。然而，對於藝術領域的研究生人才選拔，無疑是一個可喜的開端。推而廣之，不僅藝術類如此，對於中國的研究生教育乃至整個高等教育而言，所共同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這樣那樣的技術性瓶頸，面對這些中國高等教育中所呈現的表像，其實質更是教育思想的僵化與滯後，也是涉及到相關利益的盤根錯節。因此，這無疑也是造成我們的高等教育大大落後於當代國際先進的教育理念﹑教育成果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們常常哀嘆的中國高等教育出不了國際性大師的原因之一。因此，教育的主體如何從行政回歸到教育本體，回歸到學術本身，真正地回歸到所謂的以學生為本，以教育為中心的教育本位上來,是一個大課題。
類似的情形，相信不僅僅表現在藝術學科，同樣也表現在其他不同的學科，它們也面臨著相關的看似技術性的瓶頸。這些，需要思考、突破和有所作為。
其他話題之一：
教授中心繫統與學術自由精神
教授中心繫統與學術自由精神，是當代大學教育的基本結構和靈魂,是大學教育的職業底線。
教授中心繫統作為一種獨立學術系統，相對獨立於體制和商業的約束,是當代高等教育的特徵。教授中心繫統的獨立性缺失是當代藝術教育的體制性瓶頸。所謂獨立性，即是學術話語的獨立不受干擾，學術自由，不受恐嚇，其背景支撐是獨立思考的不被控制，研究經費的相對保障和教授職位的終身制度。
教授在高校的辦學系統中有多大的話語權，他多大程度地影響了學校的辦學走向，他的學術獨立性多大程度地不受行政和商業的干擾，對於中國的高等藝術教育乃至國內的整個高等教育，都是一個沉重的話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的高等教育，除了在硬體上，很難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提並論。
崇尚自由競爭的美國實行的卻是教授職位制度的學術獨立系統．美國的教授獨立系統和１９００年斯坦福大學的愛德華·羅斯(ＥＤＷＡＲＤ·ＲＯＳＳ)事件有關，那是由於著名的斯坦福大學校董會開除有獨立見解的教授事件①所引發的美國思想界、教育界的高度警覺和強烈反彈的結果，並最終形成了美國教育系統推行教授終身制度的傳統。於此以保證特定的教授的學術研究不因人事跌宕、專業冷熱、市場影響、商業誘惑以及行政干預，而影響其學術研究的深度和學術想像力。由此也提供了美國在各行各業引領世界知識前沿，以及吸引世界性智力資源的良性迴圈的基礎。
我們的當代文化中有一種歷史基因，在我們的高等教育的歷史中，文革辦學的高度政治化、行政化的歷史及其對學術的異化，個人研究精神上的漠視，學術精神上的隨波逐流，對學術自由的粗暴管理，以及庸俗社會學的法則，等等．這些教育歷史中的敗象難免時隱時現，從反面影響著當代教育的良性發展。
因此，教授中心繫統與學術自由精神,這個體制性問題的解鎖正是解開中國當代教育包括中國當代藝術教育可持續發展，並産生品質裂變的關鍵之一,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值得努力去解決的課題。
其他話題之二：
理想主義與烏托邦精神
當今的中國是一個高度物質化的國度，高速的經濟發展也帶來急功近利的慣性思維，現實中的成功與失敗被分析為坐標．成功者作為榜樣，被精明準確地分析、定位──走向成功的方法特徵清晰，目標明確，經濟和聲譽的被量化類別．一切可以套用的商業成功的方法論，在聰明的青年佼佼者中被不斷複製，利好的商業環境給複製帶來了成功的更大機率和量化數據，由此，不斷地催生著新一代的藝術數字的神話。
似乎是，藝術教育已不再需要樸實了。理想主義，宗教苦行般的藝術殉道者 似乎顯得可笑，烏托邦精神于當代藝術教育似乎已經遠去。那種在藝術迷途中左衝右突，不斷尋找理想之光的靈魂已不再具有感染力，藝術越來越作為一種謀生的商業，而不是生命的需要。也許是由於現實環境變得越來越複雜﹑充滿誘惑，甚至變得越快越冷酷;也許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對我們的藝術教育提出過於精神化的要求，更不要奢求現狀有什麼變化。
但是，作為專業藝術教育的教授系統，他們應該做點什麼，為藝術的當下青年一代提出些什麼樣互動的話題。也許我們的確沒有什麼理由去指責下一代所産生的藝術作品和達成目標的藝術創作方法論，因為這些似乎都是當代模式───一個時代的痕跡。
然而，曾經充盈於人們心中的，揮之不去的理想主義仍然暗流涌動，批判精神和問題意識仍然是藝術校園的精神財富。那種對藝術的理想主義追求，對藝術極大的狂熱，以及對藝術精神的無限想像，對於當下的大學藝術精神而言，它們是一種靈魂的召喚。沒有或者失卻了這種理想主義的召喚，沒有了那種堂吉訶德式的拿著長矛與風車大戰的想像，藝術也就會暗淡無光。
我們的當代藝術教育正在變成職業訓練場，這似乎沒有什麼過錯，然而當代高等藝術教育還需要留下更高層次的心靈對話與書寫的歷史。我們的藝術教育給這種需要和想像提供了什麼，我們的教育系統提供了什麼，我們的社會文化系統又提供了什麼樣的條件和平臺，值得我們去思、去做。
注①：１９００年，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羅斯（Eduard·Ross）由於斯坦福夫人（Leland·Stanford）反對他關於移民勞工和鐵路壟斷的觀點而使之失去了在斯坦福大學的教授職位。斯坦福大學的7名教授因此集體辭職以示抗議，哲學家亞瑟·洛夫喬伊（Arthur·D.lovejoy）倡導18位教授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召開了美國大學教授協會，選舉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Ewey）為主席，發表了《委員會關於學術自由與終身教授制的申明》，由此學術自由的思想開始深入人心，終身教授的制度在美國逐漸成為傳統。
發表于<<畫刊>>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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