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陳佩之(Paul Chan)
譯/陳韻
我有史以來購買的第一件藝術品是一位已故DJ的小畫像。有一天我走在紐約街頭，看到一個人正在出售遇害嘻哈藝術家的肖像畫。這些中小尺寸的畫作被隨意擺放在人行道上，色彩簡單而明亮。一張《向詹姆·馬斯特·傑伊致敬》（Tribute to Jam-Master Jay）的畫引起了我的興趣，這幾個詞被用厚重的金色寫在畫的左下角，我據此估計這應該是作品的標題。就在幾個月前，先鋒説唱樂隊RUN-DMC的DJ傑伊不幸在皇后區的錄音棚裏被人開槍打死。這幅畫裏的他再一次驕傲地站立起來，穿著他典型的黑色T恤，戴著軟氈帽，脖子上圍著他標誌性的金鏈條，粗得像條蟒蛇。我花了30美元把它買下。
我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尋思應該把這張畫挂在我空蕩蕩的公寓的哪個地方。我家墻上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但就是找不到一個能挂畫的地方。有一面墻坑坑洼洼的，另一面墻又受潮了。廚房太跼踀，而工作臺邊上的空間又太暗。詹姆·馬斯特·傑伊無處可去。我實在不知道我公寓的什麼地方可以安頓他。一直到又過了很久，我才明白過來。對我來説，藝術從來就不屬於家裏。
一些東西屬於家裏，譬如桌子收音機之類從外面找來的東西。而藝術呢？我現在倒是有不少。事實上藝術存在於無數大大小小的家庭中，它在家裏地位並沒有降低。反而，一些藝術在其他東西面前煥發出新的光彩，就像是一隻奇怪的燈泡，從周圍的惰性物質中汲取無形的能量，通過它的基本形狀輻射出來。不是所有的藝術都這樣。但不這樣的作品也並不差勁。它們安靜地站著，靠著或挂著，挨著衣架或書架，或是被撂在沙發上，等著被人注意到。家裏包括藝術品在內的蕓蕓眾物勾連起了一張用途和意義的網，把我們同一個地方聯繫起來，並落實到理智的現實中去。東西之所以是東西，因為它們幫助我們歸屬於這個世界，儘管他們在我們生活中的位置有時會剝奪掉我們呆在家裏的自如感覺。
藝術是東西做成的：顏料，紙張，錄影投影儀，鋼材等等。這些東西將藝術紮根到物質現實中去。沒有物質現實的藝術只是沒有實現的願望。即便是那些聲稱去物質化的作品也需要物質材料的支援來得以實現。比如行為藝術可能不認為自己是由東西構成的，但也需要一個物質框架來把所有的元素濃縮成一個事件來作為作品的焦點。空間，表演者，配合者（如果有的話）一起工作，將行為以一种經驗的方式呈現出來。藝術的感知通過東西來實現。但藝術本身又不是一件東西。
如果藝術真的是藝術的話，好像它作為一個單純的表像太過具體了，但作為純粹的現實存在，又不夠具體。換言之，藝術比一件東西多，又比一件東西少。這種同時表達出的“多”和“少”正是藝術之為藝術的原因。
藝術怎麼會比一件東西少呢？東西，譬如一張桌子，因其具有我們對桌子所需要的必要性質而幫助我們在這世上有所歸屬。不管它是木製的還是鐵制的，有一條腿還是四條腿，只要它有用處，它就具有完整的“桌子屬性”，不僅給我們一個可在上面吃飯、寫字或做愛的表面，還將那個目的實體化，變成我們願望的外在化身。從某種意義上説，一樣東西只有承載了我們的需要之後，才成為它自己。它一旦成為一個整體，就幫助我們將它從非它的那些部分中區別出來。一把椅子或許可以當成桌子，必要時我們可以在它上面做所有在桌上做的事情。但這只是一種扮演。東西的使用外在於它的屬性。而一張桌子的本質屬性在於組成桌子的所有部分都變成一張完整的桌子，而不是椅子，玫瑰，書或者其他什麼。
在一件藝術作品中，部分不構成整體，這就是藝術作品比一件東西少的原因。像一樁完美的罪行或一場噩夢一樣，我們不容易看出各種元素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但這些元素通過組合，或出於偶然，確實走到了一起，於是它看起來好像是一件東西。但是我們很清楚，它在堅固性和目的性上永遠達不到一件真正東西的份量。這並不是説藝術並不真實存在，或只是一種幻覺。藝術是可以觸摸和把握的（雖然人們通常不建議你這麼做）。它可以打開，可以關閉，可以壞掉，也可以買賣。它可以感覺像任何其他東西。然而在體驗藝術的時候，它總讓人覺得在其本質的核心部分存在著嚴重的誤解，好像它是頭腦被錯誤使用的結果，要麼是製造它的工具不對，或是它的創造者錯誤假設了在這世上充分存在的意義。
藝術就是這樣成為藝術。藝術超越創造者的意圖，一個想法的精髓，一次體驗或一種存在。藝術表達得最多的是“它是什麼”和“它想成為什麼”之間的不可調和。藝術是對永遠無法充分表達自身的具體化表達。這絕不是因為缺乏嘗試。藝術，就像東西一樣，必須存在於一個物質現實內才能充分實現自己。但和東西不一樣的是，藝術塑造事物，賦予其以物質現實，卻從不主宰它。每件事物都吸收對其生成，以及積累的用途和價值産生影響的各種力量，並從內部發散出這段歷史的在場及其多種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所謂形式就是在一切事物內默默燃燒的沉澱物，而藝術的生成就是憑著對這沉澱物的敏銳感知。隨著藝術生成過程的衰弱，它就越發為這種沉澱物所約束，後者決定了事物如何存在的現實。這個現實，或稱為天性（nature），是藝術成立的基礎。在此之上，藝術實現它自身的現實，即第二天性（a second nature）。但它永遠不夠真實，因為第一天性永遠不會同第二天性完全吻合。
在製造東西的過程中有意識地讓構成那樣東西的物質和事物來改變頭腦中的生成過程，藝術最終表達的就是其間不可調和的緊張關係。這個辯證的過程迫使藝術變得越來越專一，直至它變得獨一無二，既不全是把它做出來的那個腦袋，又不全是構成它的物質。就是在這一點上，藝術造就了它自身的不完整，並浮出水面。
諷刺的是，正因為藝術不能表達它的真實需要，它變得更偉大和更深刻。它的全部潛質超越了它的構成，觸及但從不擁抱藝術本該歸屬的那一大堆東西。之所以如此，因為它拒絕（或無法）成為一件真正的東西。取而代之的是，藝術戴上了一幅幽靈般的面具，在表像和現實之間徘徊。這就是藝術多於一件東西的緣由。藝術在自身的形成過程中，賦予客觀條件和主觀需要間互相溝通和改變的方式以形式，藝術品籍此同時表達了過程和瞬間，準確地用它們的不可調和性説明瞭兩者互相依賴的性質。作為這一內部發展的結果，藝術成為了它真正的樣子：富於張力和活力地表現出如何決定自我實現的過程，並塑造孕育這一自我實現的物質現實。換言之，無論什麼內容、何種形式，藝術從來只想表現為一樣東西：那就是自由。
早在1826年，藝術就被宣判死亡。喬治·威廉·弗裏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寫道，藝術將要消亡，因為它在表達普遍宇宙精神上的角色將被宗教，隨後被哲學所取代。1960年代末，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在他的著作《美學理論》的開篇寫道：“自不待言，今日沒有什麼與藝術相關的東西是不言而喻的，更非不思而曉的。所有關涉藝術的東西，諸如藝術的內在生命，藝術與社會的關係，甚至藝術的存在權利等等，均已成了問題。”[i] 哲學家（和市井小民）不是唯一質疑藝術存在理由的人。藝術家自己抨擊藝術也至少有幾百年的歷史了。20世紀，藝術的真正先驅既不是作品或運動，而是藝術本身的死亡意願。
今天，不言而喻的是，藝術沒有死亡。事實上，藝術生産散播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即便藝術終結的斷言被證明是錯的，但我們真地感到藝術中的某些東西是死掉了。或者，至少，藝術的繁殖同它實質上所持有的那種力量和潛力已經沒有關係了。
藝術家總是承擔起反應和呈現生活各方面的責任。今天依然如此。過去所沒有的是今日生活的速度和廣度。當代生活越來越被社會經濟的全球化過程所主導。這個過程將人們同國家和文化間的生産和交換，編織成一張史無前例且不斷擴張的網。由此出現的一種社會的、可感覺的現實，將互相依賴的力量看作比什麼都重要，並將其視為倫理實體和物質目標。當代藝術表達我們如何歡迎、忽視、抵抗或嘗試改變那些將這一現實強加給我們的力量。最好的作品可以一併做到。這就是藝術在今天所不斷進行的嘗試：抓住時間摩擦中的一個火花，讓這個火花明亮燃燒如黑夜這麼長。
但是藝術作品越要對當下的緊急情況做出反應，就越被發展的過程所糾纏，偏離它生成的方向。必須理解那些處處滋生衝突和阻礙社會進步的因素：活著的人應該生活得更有價值。值得稱道的是，今天的當代藝術界已經在嘗試用美學概念串聯起不同體系的知識，以此喚起在感官形式上的批判性思考。這類藝術首先將自己想像成一個工具，一樣被體驗的東西，用來提高人們反應的銳度，並鼓勵人們抵抗。另一方面，當代藝術促進了另一種類型的參與，這種參與反映了社會、文化和經濟生産的擴張方式，而正是這種擴張造就了今日生活超乎想像的錯綜關係。藝術通過使用同工業一樣的技術和組織原則來增加産量、開拓市場和買賣交換，並試圖賦予這種努力以原創性的外表。非人的社會進程正意識到它在表現人類進步方面的正當性，而藝術正是這非人社會進程的化身。
無論作為批判還是反思（抑或兩者兼備），當代的藝術找到了一種同生活的新關係，而它一度想要在其生成範圍之內改造這種生活。過去，用藝術來重新想像整個生活的迫切需要，將藝術推向一個富饒而高産的瘋狂狀態。無論它採用何種形式——用過度樸素的方式對形式的精神化進行不斷凈化的表達，或是用乖張的並置方式來不斷膨脹世俗的內省——藝術將自己看作是社會的社會性對立面，既不直接産自社會，亦不必然地對其有用。藝術在它自我實現的過程中不斷加強它自身的自由度。這種自由賦予那些在黑暗年代中尤為難覓的想法以實質，即我們也可以創造內在資源，將我們自己組織起來以抵抗世界的潮流，併為其指出新的方向。
在現實中，這是一個可笑的想法。但在藝術世界裏，只有真正站不住腳的想法才是值得去實現的想法。這也是當代藝術最令人沮喪的部分：它再也不表現這種“站不住腳”的樣子。通過壓制社會和經濟差異，消融原本區分事物的空隙，全球化使所有事物都一律靠近和同樣地合理化。藝術通過聯合當代生活，發現自己的目的在於作為一個滑稽的仲裁系統，能裝下我們社會和物質現實中的一切存在物。藝術把種種要素理性化，導進生動的關係中，並假裝成一個綜合體，散發出美和力，以此來施加它的力量：藝術成為了一樣東西。但這個“藝術精神戰勝無序事物”的冒充整體，其實是在肯定一個取代現實並正在削弱的整體。今日藝術中的客觀力量表現為沒有真實主體性的主觀行為，以表達非人力量的方式來定義什麼是最人性的。換言之，藝術的力量不是來自它自己，而是來自一個更強大的社會經濟權威的意願，它利用藝術僅僅是為了抬高自己所行駛的權力，在這個權力的全球安排之下，生活越來越被視為生計。
如果説藝術對今天的生活還有什麼洞見的話，那就是我們除了世界以外沒有其他的內裏。構成我們今天現實的東西相對容易地互相聯繫和銜接在藝術中，而沒有任何內部張力或矛盾的感覺，這反映出當代生活使一切事物聯合起來運作過程中，所釋放出的極端壓力，亦如當代藝術本身最好和最壞的部分。這是一種麻木的和平。藝術和生活寧可歸屬於這個世界而不要從中獲得自由。
似乎今天購買任何東西總包含了金錢以外的付出。我最近在商店買了一台風扇，店員不僅拿走我的現金，還想知道我的尊姓大名，郵寄地址，家庭電話，手機號碼，電子郵箱，生日和我最喜歡的節日。店員告訴我，成為會員意味著可以享受大量折扣優惠和在店內活動中認識其他會員。不用謝謝，我説。“要有所歸屬總要付出代價”，他在我走出商店的時候堅持説道。歸屬正逐步變成交易性質的一部分。我不是一個會員，並試圖忽略商家作為誘餌而提供的特別待遇。[ii]胡蘿蔔就是大棒。
商業通過建立起圍繞其銷售內容的社區，從中謀取利潤，社區在滿足其成員的需要中成長，而成員則以商業經營的方式運作他們的社區——這就是我們感覺到的世界運轉的方式。歸屬的體驗同這個過程無可遁逃地捆綁在一起，並在某種方式上模糊了分享一種共性和擁有一件東西之間的區別。當代生活的當下性部分地在於他們如何既可交換，又不平等，在“什麼是你的”和“什麼是我的”之間搖擺——換言之，對所有權的體驗在作為個體關係擴張的基礎，和作為我們總體社會現實發展的基礎之間搖擺。今天，歸屬就是被佔有，即我們通過佔有那些想被其佔有的東西來實現自己，並從擁有同樣財産的其他人中找到志同道合感。這個財産不只是像鏟子橘子之類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而是更重要的、非物質的，賦予內在生活如思想、慾望或歷史以意義的東西。
這不是唯一走向歸屬的路途，但是一條普遍的道路。這明顯反映出交換關係是構建和維持社會的主導方式。但仍被掩蓋著的是這個領域所承載的，類似于根本上的宗教觀念的東西，這個觀念被一位奠定了一整套思想的哲學家進行了現代化的改造，並同他一起成為了西方現代性的先驅。如果説笛卡爾宣告了現代存在的誕生和上帝所勾勒的“我思故我在”這一存在觀念的凋零，而康得建立起了現代的、掙脫神學束縛的理性概念，那麼黑格爾則將現代的存在意識同理性的自主綜合起來，創造出描述人們如何在社會中找到自由和歸屬（準確地説是自由地歸屬）的社會思辨哲學。他的著作預見了普世聯合的到來，這同《聖經》中我們只有相信上帝才能獲得的承諾形成競爭。
“和解”是黑格爾用來表述歸屬如何發生作用的一個概念，也是他思想中搏動的核心。從社會性上來説，它是一個克服疏遠感的過程。這種疏遠感分隔我們彼此，並將我們同一切外在於我們的存在物分隔開來。黑格爾的“和解”同驅動了他整個哲學體系的核心思想——辯證法密切相關。辯證法闡明瞭世界上大量的對立和矛盾事物如何被解決和轉化成在更高層次上的清晰闡釋，而同時又不損失最初界定下的不同之處。這種更高的層次能在和解中最大程度地實現；黑格爾將和解描述為在世界中有像在家裏一樣的感覺。這正是他對自由的定義。
就像很多黑格爾的關鍵術語一樣，和解是神學概念的世俗化。在基督教中，它的意思是一種由基督的生死所開啟的，在上帝和人之間達成的新的、至關重要的和平。上帝通過基督化身為人，而他的犧牲恢復了上帝最初所欣賞的那種他同男人和女人的關係，也就是在亞當和夏娃犯下原罪、人類被罰墮落的狀況之前的那種關係。
這同黑格爾所想的現代男人和女人的和解相去甚遠，他相信他們不能再指望上帝把天堂帶到人間。但是黑格爾所使用的那些建構起他在新的現代性中更完美的聯合的種子，則早已播種在基督教的學説中。譬如，聖奧古斯丁對《詩篇》96篇的評論：
人被撒但擄去，做了魔鬼的奴僕，但他們如今從被擄中得救贖。
人能將自己賣身，卻不能為自己贖身。
救贖者來了，且付了贖金；他的血流出，買回了整個世界。
你若問，他買回的是什麼？你且看他支付的是什麼，就知道他買回的是什麼。
基督的血就是贖價。這血有多貴重？難道不是重過全地、重過萬邦？
（余亮譯）
救贖的語言已經浸泡在財産交易的數字中。從聖保羅到馬丁·路德，和解不是表現為支付的價格，就是贖金，或者為了免償債務所作的犧牲。
黑格爾放棄了基督的鮮血，而保存了商業的辯證，以此來思考新的和解如何才能在沒有神靈和天使干預的情況下達成。他的哲學體系最終完整反思了世界如何被創造又如何發展的問題。他想像轉動世界的推力是一股源自萬物的內在需要，它在持續而理性地從客觀現實中爭取更大的獨立，同時又和現實更宏偉地融合。對黑格爾來説，絕對精神是一個沒有止境的過程，而上帝則是不屈的理性。
這是最現代的黑格爾。他相信理性的發展可以實現構成個體生活和社會世界普遍狀態的無數特殊性（particularity）之間的統一。但是在財産關係如何成為黑格爾最終找到人類和解的立足點問題上，他的現代性似乎又不那麼現代。基督教教義用財産關係清楚論述了人類和上帝（以及撒旦）之間的關係。黑格爾聲稱，通過擁有財産，我們憑藉擁有物而將自己的意志外化，並用一種外部存在證明自己有權利成為社會秩序的一員並得到認可。一個人擁有財産，就同時實現了個人化和社會化。雖然在基督教中，是基督帶領人類掙脫原罪的束縛走向救贖，黑格爾卻設想理性的力量能為男人和女人買到一條脫離異化、同世界和解的道路。
黑格爾死於1831年。1844年，馬克思充分吸收了黑格爾的哲學，並開始拆解它。他批判私有財産，因為它是舊制度對人民行使的權力，並將所有權轉化成一種剝奪的形式。黑格爾被否定了。馬克思主義開始於對黑格爾世界觀的否認和建立起一個可作為另一種世界聯合基礎的哲學與之競爭。如果説馬克思的觀點在今天已經聲名掃地，黑格爾的視角也沒有好到哪去。歷史不是每過一天就向前邁進理性的一步。沒有什麼絕對精神鞭策人類將自己理解為普世理性的理想化身。似乎黑格爾留下的唯一信徒是盧布爾雅那的心理分析學家們。
然而儘管黑格爾的目標偏離得厲害，某種程度上它是真實的。他對社會世界如何運作的哲學闡釋同今天的相關性超過他之後的各種試圖對它進行修正的哲學和理論。財産關係繼續支配著男男女女在世界上實現個人化和社會化的方式。他找到了和解的外表，雖然沒什麼東西真的感覺萬分和解。富於先見之明的是，黑格爾預見了，作為理性的力量推動互相依賴性不斷擴張和發展的東西。全球化作為我們社會和物質世界的理性化結構，已經創造出了我稱之為歸屬狀態的東西。這個階段大大取代了黑格爾認為的人們在現代世界中實現自身的三種制度形式：家庭，市民社會和民族國家。雖然上述三種形式依然存在，但已不再根植于曾經賦予它們實質的歷史和經驗中。圍繞家庭而被點燃的矛盾，關於民族身份和移民問題的言論甚至暴力衝突，這些都體現了人們對歸屬狀態的反應，因為它拔除了家庭、民間和民族的歸屬形式，將其轉化成任何一種可以交易和佔有的財産。更為嚴重的是，社區這個概念本身已經沒有了任何社會支撐，成了空虛抽象的無形利益的網路，只是反映消費者主權在決定內在和外在的生活形式上所擁有的真實自由。
線上線下所存在的無數由每一個細分人群所組成的社區，就是對這種歸屬狀態最具體的説明。然而不斷翻新的歸屬形式並沒有引向一個共通和互相理解的新紀元。相反，它們創造出了一個漸進式的、分層的存在感。因為全球主義時代下的社區所肯定的是，歸屬的本質屬性並不是由真實生活的人們所建立和維持的關係所界定的，而是由人民佔有、或不擁有、或想擁有的東西之間的聯繫由內而外地界定的。
黑格爾明智地設想，和解就是在家的狀態。但他可能沒有預見到的是，在圖像世界中建立起來的家庭只給能正好放進去的東西留出了空間。
我感到，這是我第一次憑直覺判斷“藝術不屬於家庭”時，腦中出現的那一連串新奇關聯的一部分。因為藝術不是一樣東西。這倒是一個挺天真的看法，同已經存在的獨角獸和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革命有得一拼。沒有真正的方法去證明這個觀點，相反，這個看法的對立面倒在現實的今天裏比比皆是。藝術不僅出現在家庭和其他我們通常能想到的諸如畫廊、非營利空間、藝術館和公司大堂等空間裏，它還出現在建築物邊上，廢棄的空地上，天空中，簡易廚房裏，河上的駁船上，遊行隊伍中，雜誌版面和皮膚上，可以作為旅遊紀念品，又通過各種尺寸和形狀的螢幕和裏面的演講者傳達出來。藝術屬於這裡。
這應該是一個好消息，尤其對藝術家來説。
仍然。
這只是讓我想起格勞喬·馬克斯（Groucho Marx）説過的話：“我不在乎加入任何一個願意接納我的俱樂部。”對我來説，如果藝術被製造出來就是為了歸屬於什麼的話，那就糟了。尤其當藝術就是為了歸屬於藝術自身的時候。和解也一樣。藝術通過放棄它自身內部發展中實現的自由，肯定了歸屬狀態帶來的幻想的和解。其實它有更強大的表達潛力，以一種不評論的方式評論，表達出這種歸屬在實質上是多麼的不自由。
藝術是，而且一直是很多東西。藝術在現在要變成藝術，就必須像在家裏一樣感覺完美，無論它身在何處。
作者簡介：
陳佩之（Paul Chan）是一位生活中紐約的藝術家。他的個展“為了薩德的施虐”（Sade for Sade’s Sake）在紐約Greene Naftali畫廊展出到12月5日。了解他的作品可以瀏覽www.nationalphilist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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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trans. Robert Hullot-Kent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1.
[ii] Sometimes I humor the cashier by filling out the membership form with Dick Cheney’s name and his last known home address in Virginia.
本文發表于《當代藝術與投資》2010年第1期“概念”欄目，《當代藝術與投資》、e-flux和維他命空間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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