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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對於中國現代美術前途、方向問題的論爭，即顯現出其特殊性。30年代的“本位文化”運動，實際上是一場為了求得民族文化認同的運動，是在“看不見現在的中國”的境遇中的一種抗爭與反撥；它不同於一般的“國粹”運動與“西化”運動之處，在於它很難按照西方學者或當代中國學者的評判標準，被歸類于激進派、自由派或保守派，它直接針對的是民族文化在當下的生存危機，試圖通過對民族文化往日榮光的追憶來喚起民眾的自信心，而採用既不“保守”又不“激進”的手段，發起一場民族文化的復興運動。二十世紀中國美術論爭中的“本位文化”論觀點顯現出的一些特點，對於今日提出中國美術觀的價值依據有著同樣重要的啟示：
首先，強調中國美術的民族性與時代性，提出“不守舊、不盲從”。30年代中國民族意識復蘇的時期，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得到了重新的闡釋，“民族”、“時代”與“個人”在藝術創作論尤其是中國畫的意義結構中獲得了新的解讀。“民族”作為綿延的文化系統因素，對應著地域性與傳承性的問題；“時代”作為即時的社會系統因素，對應著當下性與時政性的問題；而“個人”處於二者的縱橫交匯點上，具有個體性與創造性的屬性。在“本位論”者看來，這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決定了一種藝術是否符合“現代”的要求，在這種思路下，“本位文化”論者在文化上反對國粹主義與全盤西化，在中國畫上一方面反對守舊派的摹古，一方面反對一切對於中國畫的洋化改造。
其次，以中西美術比較與互詮的方式，強化中國美術的“本位”視角。如果説20世紀的“中西之爭”更多將關注目光投向中、西文化藝術各自水準高低的對比，而仍然保留著十九世紀末“借洋興中”、“中體西用”的思路的話，那麼二十一世紀初期的中國美術觀則更為關注中國美術在整個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身份地位和話語權力。在這一過程中，一個始終存在的矛盾是：一方面，“新-舊”、“中-西”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定式在相互比較的“證同”中逐漸消解，取而代之的分別是一元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另一方面，這種帶有強烈民族訴求的比較又必須通過“證異”來建構中國美術的獨特性與優越性，這樣一來又必須回到中西二元論的邏輯層面上。無論如何，二元論的打破對於其後很長時間中國美術的發展進程必將産生深遠影響，也使得以往的新舊之爭與中西之爭無法針鋒相對地進行下去，以往過於崇洋或守舊的偏執主張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王國維在二十世紀初的判斷一語成讖：“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拋離了新舊、中西的對立之後，傳統與現代的距離只存在於一種立場的轉變。
第三，認為以往的討論方案都未能解決問題，強調中國美術的“建設”和“復興”。本位文化論的批判範圍及其對於中國畫現代改造的要求十分複雜，它以一種新的“國族現代性”替換了原有的以文化革命姿態出現的、破舊立新的“現代”觀與從繪畫創作加以實踐、參通中西的審美“現代”觀。頗有戲劇性意味的是，從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革新派、融合派對於中國畫傳統的激烈“否定”，到三十年代“本位文化”論者的“否定之否定”，雖然傳統在時代的浮沉中經歷了不同的境遇，但一種慣性般的破壞性思維仍在延續。具體表現在當時的中國畫討論中，“建設”與“復興”的風潮直接引領了當時對於中國美術的史實梳理與價值擇取的討論，並在客觀上帶動了中國美術史研究在30年代中期的繁榮。 正如魯迅在1934年論“舊形式的採取”時所主張的：“我們有藝術史，而且生在中國，即必須翻開中國的藝術史來。” 作為方法論層面的中國美術觀，正有助於解決如何建構中國自身的藝術史觀的文化命題。
向西方介紹中國傳統美術的畫冊封面
最後，對於民族與社會等外部問題的關注趨向，使“本位文化”討論與中國美術本體問題漸行漸遠。在“本位文化”思想盛行以後，在美術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中就很少再出現對於筆墨、章法、氣韻乃至畫家之詩書修養等中國畫本體問題的專論，而更多出現的是對於近二十年來中國畫討論進行評述、整理和批判的文章。這一特點，在二十世紀30年代的姚漁湘編《中國畫討論集》、上海中國畫會主辦的《國畫月刊》以及經常刊登美術論文的《文化建設》雜誌的編輯思路和所收文章中都有所反映。事實上，本位文化論所提出的“民族性”、“時代性”等命題都是二十世紀以來間歇性迴圈出現的焦點問題，但聚焦於此類問題又反而使他們對於中國美術現代演進的主張變得過於抽象化了——畢竟在一個被外部社會宏觀要求所“架空”的思維體系與論説方式中，留給這些畫家們將其“本位”學説加以實踐的空間是十分有限的。也正因如此，本位文化論僅僅存在於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美術論爭的“紙面”上，其“有效性”無法與此前“中西融合”派與“傳統守護”派並論。
當一個民族的“本位”立場與一個藝術門類的“本體”要素並置在一起的時候，前者對於後者的遮蔽就成為一種必然；更嚴重的問題是，久而久之，前者巨大的投影更會將後者的身影也覆蓋、替換掉。當下提出“中國美術觀”，也需警惕同樣的誤區，避免陷入口號與宣言的空泛化，流於某種“純理論”式的紙上談兵而無法在操作環節中找到落實的切入點。
吸收上一世紀“本位文化論”的經驗與不足，二十一世紀“中國美術觀”的建構應一方面緊貼美術的本體性及其審美特點，一方面強調國族文化的現代轉型，同時將中國美術看作是一種在更為宏觀視角下呈現的文化符碼。畢竟，中國美術觀的提出，既與民族自尊與文化自信的時代要求有關，更承擔著塑造一個特定藝術門類時代風格的具體使命；其價值判斷標準，既來自於不斷變幻、列國矚目的“世界中國觀”，更決定於漸漸自信、日趨理性的“中國世界觀”。
（此文發表于《美術觀察》2010年第2期）
于洋，博士，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史論系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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