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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
畫家陳丹青是文藝領域的多面手，老本行油畫就不用説了，談音樂，他著有《陳丹青音樂筆記》、《外國音樂在外國》等作品；説電影，他經常出現在上海國際電影節等一些官方場合，還出演了賈樟柯導演的紀錄片《海上傳奇》；作為文化批評家，他的《退步集》、《退步集續編》等作品因抨擊教育制度、針砭學界時弊而在文化界引起巨大反響。9月22日，陳丹青將參加廣西師範大學北京貝貝特公司舉行的“理想國年度文化沙龍2010”，同時推出他的談魯迅的新作《笑談大先生》。近日，記者採訪了陳丹青，聽他説説為什麼要“笑談大先生”。
為什麼要專門出書談魯迅
魯迅是中國文人歷久常新的討論對象，經七十年而不衰。有人評論他的作品，有人品評他的人格，陳丹青從一個新的角度入手，輕輕鬆鬆地《笑談大先生》。2007年，《笑談大先生》繁體字版由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該書是陳丹青三篇關於魯迅的講演稿的結集。而即將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10版《笑談大先生》，則是陳丹青六篇關於魯迅的講演稿的結集。書中，作者用輕鬆的語調談及魯迅的外表和他的“好玩”。陳丹青認為，魯迅是最有文人氣質、最能代表中國的文人，而他的傲氣和文氣非同期文人能比。他認為魯迅“長得真好看”，但魯迅的相貌不是“長”出來的，而是他的精神的冰山露在外面的那一角。
記者：為什麼要出版新書《笑談大先生》？
陳丹青：我因為是業餘的寫手，很多話題從來沒有覺得有資格寫，但是忽然有人説你來寫寫看，我就會做。我第一次笑談大先生是魯迅博物館的孫鬱館長要我去，他那個館經常請外界的人去講講。我選了兩個認為還可以去碰的東西，覺得它好看、好玩，就講了。講了以後，我以為講過就講過，但魯迅的孫子周令飛一直叫我，叫了我五次，陪他到各地去演講，這樣有另外五篇，加起來是六篇，時間是從2005年到2008年左右，共三四年。北京、長沙、上海我都去講過。香港的牛津出版社曾經把前三篇寫了一個單本，現在算起來到今天有五年，六篇講完，沒有再講過，就出一個合集。
記者：讀過您單篇《笑談大先生》的讀者，認為您筆下的魯迅還原了魯迅的本性，還有網友説是“寫魯迅寫得最好的一篇”。
陳丹青：沒有人能還原歷史，我們都在想像這個人。我給出我自己的想像。我相信任何一個台灣的讀者如果對魯迅感興趣———台灣的讀者香港的讀者都談過他們心目中蠻真實的魯迅———一定跟我説的不一樣。我曾經想過寫另外一篇文章，因為臺海隔閡有60多年，這60多年足夠出現一個兩岸非常不同的文化，跟民國非常不同，尤其是話語上的不同。
我忽然想到，我很喜歡看胡蘭成講魯迅，他説魯迅那會兒批判中國，等於姑娘早上梳粧打扮，梳著梳著突然不高興，覺得鏡子裏不好看，覺得不開心。這個對極了。魯迅看了一定會覺得給他説中了。我們這邊講魯迅批判國民性，幾千年封建社會吃人，魯迅看了會氣死，他應該不是這個意思。他就是梳著梳著不開心。一個人在講一個很大事情的時候，總會有一個非常生理性的、很簡單的原因。
魯迅的八字鬍一弄挺好看
記者：《笑談大先生》裏有很多圖片，以便讓讀者品讀圖片的時候品讀魯迅，是這樣嗎？
陳丹青：總得用一點。因為我是畫畫的，所以總是離不開圖像。比如我説魯迅好看，也是跟他的照片有關。那是我們能夠看到的五四時期人物照片給我的印象，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還是小孩子，可是小孩子也會有判斷，魯迅的八字鬍一弄挺好看。現在我對圖像的看法當然比以前多得多，我總覺得有一部分我認知的事物，實際上是圖像告訴我的，文字再説也沒有用，它不頂一張圖像。中國古人寫文章時寫著寫著就説“有詩為證”，我寫著寫著是“有圖為證”。有時候看郭沫若或者林語堂的臉，呼之欲出，覺得林語堂是這樣的性格，但説不出來，可將圖片往那一放，大家就一眼明瞭他是這個性格。
在我談到的人、事當中，只要有圖片，我都願意放。假定讀者當中可能有一個人跟我小時候一樣，看到圖會是那樣一個反應。模樣對我來説性命交關。因為人類對樣子的需求比文字要早，圖像史比文字史早大概好幾萬年。我相信一個動物在看東西時一定跟人一樣，動物雖然沒有文字語言，但是它非常清楚危險迫近了，主要靠看。我到現在一直信賴對圖像的辨認和判斷，讓圖像跟文字在一起發生，會讓這本書更有意思。
我是一個職業抄襲者
同是研究魯迅的學者汪暉的“涉嫌抄襲事件”，發生至今已經5個月。提到汪暉，陳丹青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記者：您怎麼看清華大學教授汪暉的“涉嫌抄襲事件”？
陳丹青：用典和抄襲是兩回事情。我沒有看過汪暉的《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我也沒有看過汪暉先生的其他著作。所有學者的文章我都沒有看過，抱歉。我在他們的範圍裏，我無法判斷這件事情是有還是沒有，甚至是對還是錯。我只能告訴大家我自己是一個職業的抄襲者，至少我從1989年開始到現在，幾乎所有我自己的創作，而且可以説中年以後最重要的創作全部是在抄襲，全部是抄襲經典的、古典的繪畫圖像，如巴洛克的繪畫等。還有抄襲新聞照片，抄襲我所能找到的，我認為值得抄襲的圖片，非常多。但我清清楚楚地告訴你這是抄襲的，會在下面標明這是從哪來的，不是出於道德，而是告訴大家我在抄襲。而且這是有道德支援的，這是後現代的被確認的一種方式，他們有個詞叫“挪用佔有”。所以在這方面，如果你可以換一個詞叫“抄襲佔有”，也可以。我是職業地在做這件事情。而且我特別喜歡抄襲，我説過如果我老後實在沒有創作力，我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去臨畫。我剛剛從俄羅斯回來，大概抄襲了30件以上的董其昌的東西，沒有道理，我自己挺喜歡。
從沒見過年輕人的生活像現今這樣乏味
記者：近年，您出現在公共場合的頻率似乎低了點，會不會通過微網志、部落格這種方式，常常地跟您的讀者交流？
陳丹青：我不知道。我在大學呆過，我非常驚訝，我從來沒有見過年輕人的生活這樣乏味到可憎的地步。就在這20年來，尤其在這10年來，跟“文革”時期的青年比，跟1950、1960年代我能記得的中學生、大學生比———尚且不跟五四時期的學生比，我不知道中國的年輕人在就學年齡期間曾經乏味到什麼地步，但像現在這樣，好像沒有過。應當説這個時候正是年輕人最想知道世界或最想跟年長的人交流的時候，把自己想説的話説出來，以前的年輕學生們他們沒有這樣的機會。可是現在趕上了網路時代，網路讓這個情況變得更可憐，大家在那裏找朋友，就仿佛像幽靈或蟲子在夜裏叫一樣———你聽見沒有，我在這裡叫。好可憐，網路固然非常好，但是還是應該多脫離網路和現實生活中的人交流，比如像我們作者，就很想見到讀者。作者其實一直都在巴結讀者，伺候讀者，每次我一聽説有人讀我的書，我都感到受寵若驚。我也願意見到讀者，我相信每個作者都是讀者。“理想國文化沙龍”這個活動會提供至少那麼幾個小時、幾個下午讓大家見見面。見了面怎麼樣？沒有怎麼樣，但是人就想見面交流，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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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談大先生》節選
·陳丹青
魯迅的時代，中國的文藝差不多勉強銜接著西方十八、十九世紀末。人家西方十八、十九世紀文學史，法國人擺得出司湯達、巴爾扎克的好樣子，英國人擺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樣子，德國人擺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樣子，俄國人擺得出托爾斯泰或者妥斯托耶夫斯基的好樣子，印度還有個泰戈爾，也是好樣子———現代中國呢，謝天謝地，總算五四運動鬧過後，留下魯迅先生這張臉擺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丟我們的臉———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國文學家，除了魯迅先生，哪一張臉擺出去，要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徵性？更有歷史性？
而且魯迅先生非得那麼矮小，那麼瘦弱，穿件長衫，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站在那裏。他要是長得跟蕭伯納一般高大，跟巴爾扎克那麼壯碩，便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可他要是也留著于右任那把長鬍子，或者像沈鈞儒那樣光腦袋，古風是有了，畢竟還是不像他。他長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國”，又其實非常地摩登……我記得那年聯合國秘書長見周恩來，嘆其風貌，説是在你面前，我們西方人還是野蠻人。這話不管是真心還是辭令，確是説出一種真實。西洋人因為西洋的強大，固然在模樣上佔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見優異的中國人，那種骨子裏的儒雅凝練，脫略虛空，那種被彼得·盧齊準確形容為“高貴的消極”的氣質，實在是西方人所不及。好比中國畫的墨色，可以將西洋的五彩繽紛比下去；你將魯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比比看，真是文氣逼人，然而一點不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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