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鄉土》、《太極》,到已經創作了30年的《人間》系列,華人雕塑家朱銘以自己的方式與各種材料對話。
如果非要給當代華人雕塑家排一個座次,朱銘很有可能會排第一。即使對朱銘這個名字不熟悉,但香港和台灣諸多地標建築前的《太極》系列雕塑,多數人應該不會陌生。香港置地廣場由貝聿銘設計的中銀大樓前的《太極:和諧共處》,就是貝先生特邀朱銘所創作。
他被國際藝術評論界視作華人雕塑的象徵,而他卻出身草根,只有小學文憑。他視中國傳統如每日必修的功課,“不能忘記自己的本位”。他的作品在拍賣場上叱吒風雲,而他為了修建“朱銘美術館”,卻傾盡財産。從《鄉土》、《太極》系列,到已經創作了30年的《人間》系列,朱銘以自己的方式和各種材料對話,詮釋中國人的精神。他這樣總結,“我的藝術生涯如同一棵樹的成長,‘鄉土’是它的根,‘太極系列’是它的枝幹,而‘人間系列’是它的開花結果。”他至今已經創作了超過2000件作品,在中國美術館此次《人間系列30年》的展覽中,人們可以看到精選的150件,和全球首發的《人間-囚》。
從木雕師傅到雕塑家的傳奇
朱銘這個名字,聽上去就有金石之聲,乃是他的第二個恩師楊英風所起。最早的時候,他叫朱川泰,台灣苗栗通霄一個貧苦人家的幼子,生於1938年。“他經常説因為自己出生在通霄,所以經常要工作通宵達旦。”和朱銘熟識多年的台灣成功大學教授蕭瓊瑞笑道。15歲他拜家鄉媽祖廟裏的李金川師傅為師,學習的都是最為傳統的木雕手藝,從最基礎的打磨到刻花、描金、上色,很快也有了自己的一盤生意。
在他30歲的時候,人生發生了鳳凰涅槃一般的轉折,“生意失敗,於是去拜當時台灣最有名的雕塑家楊英風為師。”蕭瓊瑞回憶道,“他拿著以自己妻子為模特雕塑的《玩沙的女孩》,敲開了楊英風的家門。”在朱銘自己的回憶裏,拜師並非易事,“我拜師的時候,和楊老師差得太遠,我那時候刻傳統藝術,他是學院裏的大教授,根本搭不上。大家都不敢介紹,我就自己找到府去了。我找到他説,我找你找了好久,好多年,託人家幫忙介紹,人家也不敢。他一聽很感動,説我們這個社會怎麼還有這樣的人。他的身邊好多學生,藝專師大的都説要跟他學習,其實都是聊天而已,愛學不學,聊一聊就走了。但我要找一個老師卻這樣辛苦。他很感動,被真誠所打動,感動之下就答應了。”直到現在,朱銘也遠非人們想像中的藝術家形象,總是戴著一頂“朱銘美術館”的棒球帽,衣著樸素,言語間流露出一如當年苗栗鄉下少年的樸實。
拜入楊門的朱銘,所有的是對材料的敏感,和一身精湛的傳統技藝。他跟隨楊英風學習了8年,“他開始很想做抽象,但是楊英風叫他用自己熟悉的木雕方式,再找到適合自己的藝術語匯。”朱銘美術館研究員陳一銘這樣説。他的成名作木雕《同心協力》恰逢當時台灣風起雲湧的鄉土文藝運動,立刻被視作個中代表。而他的國際聲譽,則要到後來的《太極》系列。“那時台灣正有功夫風潮,1976年曆史博物館的首個個展的海報上,就是他的《太極:單邊下勢》的圖片,結果他的個展引起了極大的矚目,當然也有很大爭議。”陳一銘説道。
為了印證自己的想法,上世紀80年代朱銘去了紐約,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開始了《人間》的創作。到1983年,他已經在紐約開了自己的個展。之後一發而不可收,朱銘作品成為華人雕塑的代名詞。巴黎第十大學的蒂埃裏-杜夫雷(Thierry Dufrene)教授,認為朱銘在紐約所作的《人間-俗世》的構圖與蒙德里安前往紐約之後的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早期朱銘還是有楊英風的影子和影響,後來他就完全貫通了自己身上傳統藝術的積澱和在西洋吸收的東西,自成一派了。”蕭瓊瑞總結道,“《太極》還是對中華文化群體式的描摹,《人間》就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了。”此次在中國美術館的《人間-囚》系列,對於朱銘來説,則是從外在又回到內在,“是對這個系列的一個總結吧”。
從早年的木雕,到後來的泡沫塑膠塊、不銹鋼、海綿翻模的黃銅,一直到陶土,朱銘一直在與材料進行對話,“每一個材料都有自己無法取代的特性,木頭産生的效果在不銹鋼裏面是不可能産生的。每一種材料都有無法取代的效果,這次《囚》用寶利龍,不需要翻模鑄銅,很真實。寶利龍(泡沫塑膠塊)就寶利龍好了。我比較喜歡用新的材料,海綿啊不銹鋼啊,都是20世紀才有的,新材料才能代表我們這一代,才是我們這一代的産物。如果有新科技的材料,就是我的首選。”
朱銘美術館:此生最大的一件作品
“我從來都不捐贈的。”朱銘認真地説。台灣很多高校都有朱銘的作品,“他們買會給一點折扣”。這並不是因為他吝嗇,而是為了他“最大的一件作品”:“朱銘美術館”。美術館佔地面積一共有11甲(約11公頃),傾注了朱銘極大的心血。“這是我一生的東西,最大的作品”,最開始朱銘只是因為自己在台北故宮附近外雙溪的工作室面積不夠用“近的地方買不起。”於是他斷斷續續在金山買下了若干塊相連的土地,光平整土地就用了大約5年時間。
這個大作品不但耗盡了朱銘畢生的積蓄,還需要他再向銀行借貸。美術館籌備修建一共花了12年,如今已經成為台灣最著名的私人美術館,“每年的參觀者有20萬左右”,陳一銘介紹。
“我們雖然叫美術館,但是我們是把它當作學校來看待,不是要有老師教室才叫學校,讓大家一起看也是一種教育。我們的兒童教育做得很好,‘政府’都給我們300萬的獎金。我們評定都是第一。”朱銘説到自己的美術館,就充滿了自豪。用陳一銘的話來説,這也是一個“在地”的美術館。朱銘説這是對地方的回饋,“我們的同事絕大部分都是金山的人,九成以上都是本地的人才。這也是一種回饋地方。”這個美術館,讓有些偏僻的金山變成了文化創意重鎮,還讓金山的人才可以不用再遠離家鄉,朱銘覺得道理再簡單不過,“他們也方便,回家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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