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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祿丁:穿越意識形態的迷霧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7-12 10:59:32 | 文章來源: 孟祿丁的藝術空間

兩星期前,在上海,參加了民生現代美術館開館展,《中國當代藝術三十年曆程》(1979-2009)。從北京去的班機上,有六十多人都是參加這個活動,加上其他航班和從各地趕來的人,約有四五百人,名副其實的打飛機趕場子,全部入住西郊賓館,豪華的開館宴會和開展酒會,使當代藝術圈子無緣謀面的各路英豪,多年來,在京城以外,齊聚一堂,碰杯寒暄,共用資本營造的當代藝術的歷史榮光。

幾天前,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另一個更大型的展覽橫空出世,《改造歷史:2000—2009年的中國新藝術展》,據説辦展花銷1800萬,這不包括對參展作品的收藏費用。我沒去現場,在網上就足以感受到它的熱度。兩個展覽的策劃有不同的定位和角度,但共同的是均以時間為線索,以學術和歷史為為參照,在資本的強力支援下,充滿了灼灼逼人的自信和野心,這應該是金融危機以來,當代藝術作品的市場價格紛紛下滑後,資本通過學術概念連續拉動的兩個高點,不知是改造了市場還是改造了歷史,留給歷史自己去評判吧。

從去年開始,在中國的文化和經濟的各個領域,都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回顧和梳理改革開放的歷史,建國以來的歷史,時間到了這個節點,宏大的歷史觀在人們心中油然而生,我也有幸參加了一系列與歷史有關的展覽,“歷史,30年,60年”等字眼在官方,百姓和知識界,經濟界處處皆是,在盛世崛起的歡樂背景下,回顧歷史多是為了把自己嵌入歷史,轉入更輝煌的未來30年。

30年,使我從輕狂少年變成不惑中年,記得1979年,我在中央美院附中一年級,學校馬路對面,我們每天畫速寫的美術館外小花園,突然有一天,鐵欄杆上挂上了油畫,木雕和版畫。這就是美術史上重要的星星美展的首展,挂了不久就被取締了,我從畫的標簽上,知道了馬德生,阿城,黃銳,王克平。。。這些名字,也知道了畫還可以這樣畫,這樣呈現,這樣有感覺,有力量。

從79年算起,跟著時間的腳步,伴隨當代藝術走過30年的歷程,這也是每一個生命中,最有價值的時間段。在我眼前曾駐留過的歷史片斷,隨著時間漸漸遠去,都成為歷史。這是我聽到的看到的參與其中的鮮活的生動的歷史,它真實地存活于每個在場的生命體驗中。做為親歷者和見證人,看到許許多多人們帶著不同目的去梳理和解讀這段歷史時,看到已發生的歷史事件的必然和偶然性時,總想尋找對今天和未來有推動意義的線索,否則,我們所面對的歷史就沒有價值。

有一天,和朋友偶然聊起,49年到79年,其實就是30年的時間距離,回想起自己的少年時代,聽到“解放前和抗日”等字眼,仿佛是遙遠的歷史故事,使我不禁想到,當我們這代人熱烈的追述自己親歷的歷史時,對於80後,90後,他們是不是有同感,我們也許在講述與他們現在沒有關聯的遙遠故事。他們和我們心中所感知的歷史,由於時空的的原因,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歷史景觀。 “文革,85和64”對我們是那樣近那樣記憶深刻,對於他們是那樣遠那樣模糊陌生。

所以,我們無法復原一個真實的歷史,可以説歷史是一個虛擬的景觀,對於我們現在人,重要的是從歷史的景觀中看到大的輪廓,在歷史的時空中看到大的軌跡。49年之前的30年,是中國推翻帝制後走向現代化,並伴隨民族救亡的鬥爭歷程,在這一時間和空間下的歷史,國共兩黨各自表述,展現給後人的是不同的版本,所以歷史片斷的真實已失去意義。49年之後的60年,是共産黨建政後,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78年開始向西方開放,走向市場經濟,似乎淡化了意識形態色彩,但中國從沒放棄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經濟改革也冠以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

去年在中國美術館開幕的“向祖國彙報——新中國美術六十年”大展,一幅幅建國以來的名作,使我感受到的不僅是歷史,而是強烈意識形態主導的新中國美術史景觀。我的作品《在新時代-亞當。夏娃的啟示》放在其中,儘管在題材上反映了那個時期,形式上借用了西方的手法,這件作品仍是社會性的宏觀敘事,是意識形態的創作觀念下的經典和代表作品,雖然具有歷史的價值,對於我個人來説,85年之後,我就有意識的疏離了這個軌跡。

當我們宏觀地去觀看30年當代藝術景觀時,在八十年代初,面對極端的意識形態文化,我們曾有明確的反叛目標,但伴隨我們成長的意識形態已深植我們的觀念和意識之中。九十年代由於政治變革的理想失敗後,人們把目光放在經濟變革上,冷戰結束,全球化進程逐漸淡化了中國的意識形態色彩。當我們反觀這段藝術史,從許多當代藝術家作品的圖式和背後的意識中,可以看到他們被自我禁錮在他們所反叛的意識形態中,許多當代作品放在一起,多是以具象和社會圖像為主要表現手法和題材,文革的符號,傳統的符號,意識形態的內容和社會政治的內容被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藝術手法,反覆使用和強化。從當代藝術批評家和策展人的批評文字和策展理念中,也可以看到意識形態所左右的思維和觀念,他們對生命的冷漠和對權力的迷戀,充斥于理論的方法和視野中,使他們在群體的躁動中失去了個體的獨立和感知,消弱了他們的職業責任感和判斷力。

改革開放的30年,使中國經濟逐步走向自由繁榮,藝術領域也受惠于市場經濟,藝術市場也成為資本追逐的對象,當自由的資本與意識形態,權力和利益通過藝術媒介結合和共謀時。便具有了更大的誘惑力和主導力,特別是在拜金主義的功利社會,它混淆了人們的視聽,在物質繁榮的景象中,使人們自然接受專制文化所遺留的藝術形式,甚至內容,當資本的運作使藝術作品和事件帶來巨大商業利益時,無形中也在疏導和傳播者著這種文化的圖式,符號和價值觀,使前衛藝術在資本的的驅動下,放棄文化的批判性,與意識形態的權力資源合流,成為前衛藝術系統裏的既得利益者,它的角色的隱蔽性和曖昧性,將真正成為當代藝術的敵人,從而消弱當代藝術的活力。

當億萬觀眾的收視率成了趙本山每年出鏡的硬道理時,一個農民成為中國最有才,最有名,最有錢的藝人,張藝謀也要拜倒他前,是僅僅因為商業票房嗎,還是人們在這種意識形態的文化中被引導被迷失。我們處於經濟推動的快速發展和變化中,在極度自由和慾望無度的商業文化中,金錢在打造著娛樂明星和文化經典,在沒有自由的文化專制下,文化藝術在市場的運作下,表面上充滿了活力,實質上走向畸形,粗俗,愚昧和道德淪喪。

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民文化深植傳統文化和社會習俗中,也成為專制思想得以存活的土壤。改革開放30年,正是消除農民的城市化進程,經濟的繁榮正是取決於對農民土地的不斷佔有和炒作,對農民勞動的長期廉價使用。當我們的當代藝術去關注農民,表現農民,發掘農民的藝術感染力和市場感召力時,我們是否想到,這種文化關照充滿了意識形態的冷漠和虛偽,是否為專制文化營造了一個虛假的文化氛圍,麻痹了這個社會弱勢群體的意識,成為意識形態的市場經濟下,培育愚民文化的市場推手。

當我們回顧改革開放的30歷史,無疑是自由的市場經濟帶來了繁榮,但資本和市場在意識形態的制約下,並沒有帶了真正的文化自由,當人們在文化中追逐物質的商業利益最大化時,可能會逐漸淡化和喪失文化理想,放棄個體生命的獨立思考和自由表達,當自由經濟的商業方式進入文化運作時,我們會有自由的錯覺,我們還會錯把商業的價值當做藝術的價值,當資本和權力和意識形態合流時,我們會自然放棄對文化自由的追求,以及對意識形態的疏離和叛逆。

我們將走入下一個30年,我們在前30年的歷史中得到了什麼,我們不是在歷史的功勞簿上享受榮光,我們不是盛世崛起的鼓噪者,我們沒有忘記青春的理想,我們要的是還未得到的思想解放和獨立,我們要看到真正的藝術自由和創造。我們要讓未來的充滿激情和活力的歷史之線,穿越意識形態的迷霧。

文章來源:《東方藝術·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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