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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一位建築師聊起安藤忠雄這位日本建築大師，我最喜歡的建築大師，他的自傳《安藤忠雄論建築》深深的打動我，我從他那裏學到很多東西。如果中國的長官意志不左右建築師的建築表達，我們的城市裏是否會有很多給人溫暖和想像的建築呢？答案是未必的，因為即使庫哈斯這樣的地球狂人，超級大師，即使沒有政治意識干涉他，他不是也一樣把“大褲衩”---那醜陋的站不穩的巨人妖怪樹立在首都的黃金位置上了嗎？假大空紅光亮的後現代風格在當前建築界被如此器重，真的是到了人心不古的時代了嗎？我們也許應該扔掉一切，重新認識自己----我們只是需要三頓飯和一張床外加一點小溫情小思想小娛樂的人，一切的藝術，都要為這個服務的。
1941年，珍珠港事件使得猶太人亞伯拉罕"馬斯洛“想證明人類有能力完成比戰爭、偏見和仇恨更美好的東西”。為了這個目的，他開始奉獻畢生精力尋找一種能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好社會的關於人類動機的普遍理論。
同年，印度人泰戈爾去世。
同年，日本人安藤忠雄出生。這個只有“高職”學歷的小子，“在印度恒河畔的貝拿勒斯聖地，望著由聖徒們的纍纍白骨堆成的山，終於想清楚了：人終歸有一死，我要拼命地按自己的方式去活。”最終，向死而生的安藤被建築所吸引，並選擇用建築來表達他對於自然和人類關係的認識，成功地將他的意志銘刻在大地之中。
同一時間發生的這些事情並沒有必然聯繫，但卻暗示著世界靈魂的轉化在不知不覺中發生。
這些充滿自覺意識的個體不斷地滋養著世界生命，使它不至於因隨意氾濫的貪婪、軟弱、惰性和自私而滅亡。
當然，這些自覺的個體首先體會到的是痛苦。
泰戈爾“將瀰漫於世間的痛苦加深而成為愛、欲，成為人間的苦樂，通過詩人的心靈誦化而成為詩歌”，而安藤則“從一開始做設計，就一直在不安和痛苦的困境中尋找我的建築之路。”
這種對於痛苦的不避不離挑戰了“趨利避苦”之常理。
而痛苦終究沒有讓他們滅了對世界的熱情，泰戈爾説：“我們熱愛世界時便生活在這世界上。”安藤説：“你們應將自己的畢業設計作品放在自己的家中，永遠記住自己對建築投入的熱情，以更專注、更認真、更熱情的方式去對待世界。”
正像馬斯洛對自覺個體的研究所發現的，這些自覺的個體並不是沒有痛苦、憂愁和煩惱，而是他們能夠從生活中得到更多的東西、較少害怕和焦慮、較少因為厭倦、失望及羞恥感或缺少目的而煩惱。馬斯洛稱他們為“自我實現者”。
除去在痛苦中滋生的熱情，勇氣、自信和自尊亦是自覺個體的重要特質。
對世界的熱情使得安藤從二十幾歲起就一直不斷地給社會提供自己的想法，“對一個事情的解決有很多種方法，我覺得也許我的是更好的。”他説。
而後三種品質支援著安藤將對世界的熱情持續至今，“我的提案可能會得到認可，但大多數時候都是被否認，現在年紀大了，有更多的經驗得到認可，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但也還是不斷地受到否認。但我一直樂觀地去解決問題，我相信好的理念最終會被人們接受，幾十年前被否認的想法幾十年後可能會被採納到其他的方案中，變為現實。所以，永遠充滿希望、永不放棄是最重要的。”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希望和執著，世界開始對安藤頷首。
日本人安藤開始成為世界靈魂的一部分，像其他來自四面八方的組成者一樣，他們的精神超越國界，對普遍的人類和自然的命運懷有寬廣的好奇之心和深刻的歸屬之情。
人和環境的關係始終是安藤建築思想中最關鍵的部分。
“建築並不是一個人的作品，而是整個社會環境的一部分。如果建築作品是美術館之類的，那它的主角並不是建築師，也不是建築作品，而是在這個空間中將要展出的展品和前來參觀的民眾。如果建築作品是住宅之類的，那麼它的主角則是居住在其中的人們，它的目的是讓人們能夠很愉快、很安寧地居住在裏面。”
“創造一個讓兒童充滿信心和希望的環境是每一個建築師的責任。”
這樣的理念超越一切流派，一切主義，去繁就簡，賦予普通事物不朽的能力。
安藤所言所行正如中國史學家錢穆先生所言：“一代大師，在學術思想上有創辟，彼必具有一番濟世、救世、淑世、教世心，而又高瞻遠矚，深思密慮，能補偏救弊，推陳出新，發掘出人人心中所蘊藏所要求之一個新局面與新花樣。”
若以這個要求來看今天中國建築界，可以説是沒有大師精神萎靡的領域。
早已成名之流埋首于眾多活計之中不亦樂乎，那些沒有成名的若干人等更是苦於生計委曲求全，……。濟世、救世、淑世教世之心極為罕見，更妄談此心的堅持與執著！
但是正如安藤屢次強調的，“建築是一個社會的作品”，中國建築界的精神狀況只是當今中國社會精神狀況的一個反映，這並不是一時一地的現象。
很長時間以來中國人的精力就沒有在應有的領域正常發揮，1860年以後，它們要麼是慢吞吞地對來勢洶洶的西方文化進行反應，要麼就是完全投降，而在1949年以後它們要麼集中在階級鬥爭上，要麼集中在消費戰場上。
而我們周圍的國家卻採取了與中國不同的態度，日本的反應比我們快速、印度的反應比我們堅韌、南韓的反應比我們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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