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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央電視臺辦公大樓，建造中，2008年3月23日。圖片提供：美聯社。
TG: 從這兩個例子來看，你更關注的是迴圈流動系統，而不是讓迴圈真正地通過整個建築的空間，我的意思是你在儘量保存思考的空間。
RK: 怎麼説呢，我們的目的是在展覽空間中將快速的迴圈抽取出來，然後就能重新將緩慢流動放入進去，這就不會影響觀眾對藝術品的體驗。
且不説埃米塔斯的魅力，我們按照參觀者的語言和地理位置在博物館大樓裏設計了幾個不同的參觀通道，比如“俄國觀眾參觀通道”和“亞洲觀眾參觀通道”等等。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如果所有參觀者都走同樣的參觀路線，那麼就會出現不斷的擁擠，而這樣做就能對某些地點的參觀人數進行調節，每個觀眾都能更好地參觀他們所喜愛的展覽。從總體上來看，你就會發現這是一條快捷通道，能讓觀眾更加充分地使用博物館。
這令我想起了亞歷山大·索科洛夫（Aleksandr Sokurov）的《俄羅斯方舟》（Russian Ark ，2002）。對於這部電影的評論都提到了豐富多彩的俄羅斯文化，以及歷史事件之間的細微差別等等，然後對索科洛夫進行一些溢美，因為這部電影是一次拍攝而成的。但如果你仔細分析這些評論，這些人都是在對一種大致的印象進行描述，也就是説他們都是泛泛地談俄羅斯的文化、建築和藝術，而沒有談具體的東西。一次性拍攝其實並不是什麼成功，這只是進一步消除差異，最終仿製了遊客的真實體驗。其實人們正是因為對這部電影感興趣，所以才在埃米塔斯中發現了問題。
作為第一步，我們重新強調了五座建築的特殊性，而且認真對待每個部件及其與內部的展覽之間的關係。
TG:你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呢？
RK: 埃米塔斯的五個建築包括冬宮、小埃米塔斯、新埃米塔斯、埃米塔斯劇院和總參謀大樓，最初，這些樓都是作為皇家府邸的單獨建築來建造的，每個樓都有自己的獨特功能。因此，我們就是要利用它們的建築和歷史的特徵，並且將這種特徵放大。
我希望把每個建築都能和它自己的歷史聯繫起來。比如小埃米塔斯，這是凱薩琳皇后建造的，收藏了大量當時最新的作品。因此我們將其設計為一個藝術館，裏面進行更具實驗性、更當代，或者更私人化的獨立展覽。所以一方面，我們提議為埃米塔斯建造一座更具活力的美術館，但另一方面也要重新強調埃米塔斯的傳統特徵，並且利用這個傳統來重新強調這座樓的身份，這樣也符合建造這座建築的初衷。
另外，埃米塔斯的建築，除了總參謀大樓以外（被宮殿廣場與其他建築隔開）目前都是孤立的，只有一個入口，各個建築之間所有外部空間都被攔截了，而且從博物館內部幾乎看到不。因此，我們要重新給這些建築開設單另的入口，把這些建築周邊的路重新打開，這樣就能更加強化各個建築的獨立性，就像城市的街區的概念那樣。
TG：你能不能再説説將“街區概念”運用於埃米塔斯博物館的事？我仿佛能夠看到一個閒逛的人在這座博物館裏閒逛，邊看建築邊看展覽。你覺得你構想的個性化建築和這種可能性衝突嗎？
RK: 實際上正好相反，我們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減小指定參觀路線的壓力，強調這個博物館系統內的自由流動，調動參觀者的智慧，讓展覽資訊成為一種指導性的原則，而非一種操縱利用的形式。
但這同樣也是這個計劃的魅力所在，這個計劃就像一系列的假設和對話那樣，是對於博物館功能的實驗。這樣我們就有機會觀察這個方案的可行性，如果不理想我們就會針對性地對其進行改良。
埃米塔斯博物館鳥瞰圖，聖彼得堡，2010
TG:很獨特，很有意思。我們之前説過，在這樣的設計規劃中，你也是展覽策劃的參與者，因為你決定了參觀者的流動，這對於展出作品的意義和語境也有很大影響。
RK: 我倒是不認為自己是在策劃展覽，對我來説，策劃展覽意味著通過某種安排強行地製造一種視域。我們在這裡並不打算將某種單一的視域強加給別人，也不打算從建築的角度利用色彩的符號和其他傳統的符號。我們打算還原這個建築原先的性質，然後看這個方案能否在該博物館內讓觀眾和展覽産生新的互動。
這也就是這個計劃最初的動機。我們最初看到這個博物館的時候，我一下子對這座博物館的“被忽略”的程度，或者説“純粹的毀滅”等特徵所吸引。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性質已經消失了，強調忽略變得毫無意義，因為忽略有可能意味著降格，而且在過去的幾年中，埃米塔斯變得稍稍富裕起來了，管理水準也有了少許改進，至少展品沒有七零八落。這個變化很微妙，但是卻很有意思，因為在慢空間之外，還有一個接近“鄉村”的空間——這個空間沒有現代博物館應該有的設備，比如溫度和亮度的調節系統等等。但是還是可以進行微弱的光線控制，這一方面説明我們已經不自覺地習慣了現代化的參觀條件，另一方面也説明在沒有這些設備的條件下依然能夠保持井井有條。
有的時候，我們建議重新強調本真的東西。我們曾經重新設計了位於冬宮的伊斯蘭收藏的永久館藏。在當前的這個展覽中，為了讓歷史空間和藝術共存，這些展廳中的幾乎所有歷史痕跡都被抹去了。這樣我們就採用了一種實驗性的方法，保留了歷史的部分，從而進一步強調了展出作品的延續性，就像空間中的袖珍城一樣。我們所追求的不僅是觀眾與作品的互動，而且也追求藝術和博物館的建築、歷史之間的互動。
TG:你曾説過埃米塔斯是一個治療工程，和你剛才説的這個問題有關係嗎？如果有的話，是什麼關係？
RK: 最令人激動的地方就在於，通過考慮歷史以及以保護為主的設計方案，我們也遇到了一系列問題，在我們目前的工作中，這些問題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困難，也越來越緊迫。
什麼問題呢？比如渦輪大廳的問題、基礎設施的問題、觀眾的管理問題等等。我們在近些年來接手的一系列工程中都遇到了這些問題，但是在這裡，我們可以通過一種更為純粹和基本上更為偶然的方式來應對這些問題。因此我説這是個“治療”工程是沒錯的，因為最終這是一個發現，這種偶然性也是應對問題的方法，我們不一定總是要絞盡腦汁地發明、介入。因為這種方法有很強的可塑性，你可以從多個方向來發展，比從頭設計建造要更有意義。
但這也存在一些爭論，埃米塔斯的確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工程，可以被視為另一種模式，或一些模式，可以與之前的失誤和其他文化機構的問題進行對照。例如，當前博物館的擴建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而埃米塔斯的擴展非常成功，因為我們重新強調了它各個部分的獨立性。告訴惠特尼美術館和現代美術館吧。
最重要的是這個工程是通過機構、歷史、館長和當代狀態之間的巧妙結合得以實現的，這裡所説的當代狀態是指蘇聯之後的俄羅斯的博物館世界以及更大的文化和經濟環境。
TG:你認為，現在的博物館世界的環境是什麼樣的？
RK: 例如，當前亞洲的文化領域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氣象，這也帶來了更多的信心，但這種信心往往是轉瞬即逝的，這是需要我們好好思考的問題，而不要急於將我們自己的觀念推銷出去。從整個亞洲來看，博物館都出現了狂飆式的發展，但是當你真的把歐美的策展系統介紹給他們的時候他們又異口同聲地説他們處在危機當中。所以對於全球化，現在有意思的事實是，話語並沒有得到全球化，可以説是有人歡喜有人憂，還有的很愚蠢，但還依然要勇往直前。
我們現在要謹慎從事，不能將自己的焦慮和困境帶到外界，我們目前正在接手一個九龍（香港）的文化性總體規劃，有一些文化領域的人也參與了進來。但他們總是以警告的方式進行討論，而不是這樣“哈，為成千上萬的人建造的博物館，很好呀，也許你們可以這樣做……”。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全球化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時刻：西方是一節火車，它可以將自己脫離，也可以跟在後面，但我們肯定不是車頭。這也需要改變文化的面貌。在一定意義上，我們需要重新學著樂觀，因為樂觀主義真的是鋪天蓋地，拒絕它反倒有點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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