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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畫是好畫？藝術到達了所謂無邊界的界限，前衛主義者們早已筋疲力盡。然而大部分現在的批評家害怕做出立場清晰的判斷。他們對市場的跟隨，導致了對藝術家和他們作品的傷害。
那僅僅是些長久以來的謠傳：沒有什麼比現在的藝術更加緊迫地需要批判的評論，沒有解讀的文字沒有註釋和評估，藝術將無法存在。但事實並非如此，如果現在的評論家們立刻閉上嘴巴，甚至沒人會懷念他們。
早先的時候，是的，那時藝評家們把自己視為現代藝術的代理人，他們的任務是和藝術家們並肩作戰，對抗彼時小市民主義的市儈文化。今天的情況是，對抗傳統美學的大型戰役結束了，現代派取得最終勝利，沒人再去關注曾經作為戰友的藝術評論。
甚至作為獵頭，天才的搜尋者和潮流專家，也沒人再需要他們。展覽組織者已經接管了一切，這些人進入高校拜訪畫室，搜尋任何還沒在市場出現的新鮮貨。他們是新人的守護人，藝術家的傾訴夥伴，他們的諮詢師和贊助人。
甚至在理論方面今天的評論家們也不再有獨享的特權。足夠多的藝術家們質疑著藝術存在的前提，他們對市場和美術館的權利進行考問。這些疑問融入他們的作品，從此專門的藝術評論成為多餘。
藝術家成為藝評人，藝評人又是策展人，策展人又變成藝術家
那麼他是什麼？還有他能做的事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這必須在他重新為自己確立原則界限的前提下，以及他重新考問藝術本身的邊界。
大部分藝評人回避談論邊界。他們喜歡扮演那種混合的角色：忽而在媒體中談論展覽，忽而又親自組織展覽；一會兒作為公眾媒體的資訊特派員拜訪畫廊，一會兒又在開幕式上致辭，當然會從畫廊那裏得到酬勞；今天他們為藏家和美術館做諮詢，明天他們撰文繼續談論；他們一會是某位藝術家的朋友，下次又成為他的評論家。混亂景象成為這行兒的招牌早已見怪不怪了。藝術家作為評論家出場，評論家作為策展人，策展人又是藝術家，藝術家又變成策展人。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其他人。
假若沒有清晰的邊界，藝評者無法成為藝評者。只有在他所扮演的角色清晰並獨特的時候，人們才會對他的工作産生信任。他不應允許自己的行為有産生嫌疑的可能，他唯一追隨的是自己研討課題興趣的真誠，並以此用他的文字為藝術家和畫廊服務。但只有那些最重要的藝評家在乎這些危害職業聲譽的行為。因為剩下的人害怕被作為“文化法西斯”譴責，那麼，頭腦中那把判斷的剪刀將永遠不會打開。甚至有評論家辯護到，“諸如此類對於跨界客串的質疑應該完全從語言的詞彙庫中刪除”；本質上這涉及到德國受過教育的市民習俗文化的歇斯底里式的文化虔信。那麼該怎麼辦？人們會文化虔信的問道，如果一個藝評人知道他下一個美術館策展項目可能因此受到消極影響，他還會對這間美術館保持批判立場嗎？如果自己本就屬於這樣一種策展權利圈，他該如何質疑這權利的背後？他會迅速意識到自己處於這種依附關係的茫茫叢林中，併發覺，必須對自己的行為有所顧慮（儘管這顧慮是錯誤的），有關這些不能説，有關那些不能寫，因為他不想危及自己“全能角色”的演員身份。
假若評論家試圖以欺騙的方式營造出抵制這種全能的假像，同樣會導致聲譽受損。因為最終決定性的並非是評論家説自己值得信賴。決定性的只來自於他者，首先是公眾，他們是否願意相信評論家的獨立性。
對於藝評沒什麼比結構清晰的規則更緊迫。為了重獲自信和威望，應該建立某種類似誠信法典的規章，禁止評論家諮詢藏家，策劃展覽，為專題畫冊撰文以及展覽開幕式致辭。
毫無疑問，不存在絕對的獨立性。每位評論家都會受影響，迷惑並繼而自我調整。但是藝評家的自由與藝術家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創作自由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評論家需要一個界限清晰的防護空間，恰恰是因為需要藉此為屏障隔離許多不必要的干擾。希臘語中很有趣的現象，單詞“Kirtik批判的評論”和“Krise危機”源自相同詞源“krino”。批判的評論意味著，將某物置於危機下撕開被遮掩的部分，以便更好地理解。每位評論者需尋找自己審視對象時的“危機”狀態，並非僅僅包括面對藝術之內的事物，更應成為自己審視一切事物的觀察方式，成為自己感知的一部分。
這將需要一個雙向運動：好的評論家必須有能力將遠處未被感知的部分在近處顯現出來，被感動，否則他將無法與藝術相遇；與此同時，須具備不被這種感動動搖自身獨立判斷的能力，以便客觀地感受，確認和做出判斷，不放棄外部立場，但必須在內部世界與自己相遇，他深刻地體認這種艱難的角度轉換。為了保障這種轉換的成功他需要確保自己的安全感，前面所提及的“誠信法典”可以提供幫助。清晰的邊界恰恰在實質上保障了自由的穿越，而這就是一個藝評人在面對和評估藝術時必須做的事情。
假若藝評人回避清晰的界限將各類利益興趣混雜一起，原因或許是他們已經不願進行誠實的批評。他們拒絕發現並指出區別，更希望讓一切最好都遮遮掩掩：既然今天的藝術如此不確定和暫時，那不如就讓自己在這不確定和暫時性中搖擺。他們不喜歡冒著可能被反駁的風險，那就混合在這一盆巨大的漿糊粥中吧。
沒人想打擾這個藝術大家庭的安寧
沒有何處比藝術圈對於搞平均主義有更大興趣，將所有不同的統統拉平：設想一下，一齣音樂會上Eminem，Karl-HeinzStockhausen和AndreRieu三位成功音樂家先後登臺，之後將有評委會評審出三位中最好的一位。荒謬嗎？在音樂圈或許是的，人們認可音樂中存在不同的受眾群體。但在藝術圈這類荒謬每天上演：評論家聯盟評選出W.Spies的超現實主義展覽為2002年的最優展覽，卡塞爾文獻展緊隨其後列第二。或許他們還可以排列一份年度最佳汽車的名單，比如第一是邁巴赫第二是沃爾沃。無論是法拉利還是大眾，在藝術世界裏大家都是第一，這個家庭裏沒人希望有區別。
雖然在這個社會中每人都強調自己是獨一無二的，但如果有誰真的指出了區別將引起嫌疑。如果他進行深入研究並進行評估，就會被迅速逼到黑暗的角落，那裏是保守派和精英們巢居的地方。並非價值判斷，而是對“不公的不公”之考問和質疑，參閱雜誌“TextezurKunst（藝文）”，編輯曾經選擇命題“毫無保留的批判”，承認有些時候這麼做的必要性。猛批，好吧，但最好不要做價值判斷—多麼隱晦並明顯自相矛盾的結論。何以如此精神分裂？如何來解釋為什麼評論家如此害怕做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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