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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見證中國的變化
新京報：這麼多年你一直關注邊緣人群及社會問題。是什麼樣的動力讓你對此持續關注？
張元：因為我認為人是平等的。這個社會之所以能越來越寬容，就在於人是平等的。我不知道什麼是中心，什麼是邊緣，什麼是主流，在我的心中沒有這種概念。
在這些人身上能夠看到一種美，在他們的身上我能看到一種獨特的個性，一些曲折和動人故事，這個是牽動我關注或者寬容，或者同情他們的原因。
我拍電影20年，真正見證了中國的變化。在拍《媽媽》的時候，只有16家電影製片廠可以拍電影，那個時候莫名其妙地拍出中國第一部獨立電影。在今天電影局已經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獨立的個人，獨立的公司可以申請單項指標，也就承認了獨立製片的存在；《北京雜種》那時，搖滾樂在某種程度上看有點像洪水猛獸，但今天北京已經有一萬支搖滾樂隊；拍《東宮西宮》時，華人歷史上沒有這樣的電影，而且也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談這個問題的，但今天的同性戀話題，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放在桌面上談了。
社會還是向我們的理想中人人平等的角度去發展。社會變得更寬容，而且這個社會變得更能寬容我們所謂的邊緣化的東西。
新京報：從地下到地上，拍商業電影，大家都會用妥協來敘説你的轉變，儘管你不斷地強調説不喜歡妥協這個詞？
張元：你看我做《有種》有妥協嗎？我不是為了做商品來做它的，我是用我的作品直接觀照社會現實。它是中國年輕人的橫切面。在這個橫切面當中，能看到他們的精神世界，看到他們的理想，他們的痛苦和他們對美的追求。
藝術家有藝術家生存的歷史。藝術家很早就是手工藝人。在文藝復興之前藝術家就是為教會、宮廷服務；文藝復興之後，因為資本家的興起藝術家又為資本家服務。任何藝術觀念的改變不僅是藝術家本身的目光，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精神、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導致的。在今天來説，藝術家有什麼地位啊，要用妥協這個詞。
對整個社會來説，我們提供的只是一個角度。用另外的眼睛、另外的價值觀、另外的評判提供給人類———你還可以這麼去看社會！
新京報：靠岸，獲得官方許可，並與大眾會晤且狂歡，從獨立電影到“地上電影明星”，大家認為你在兩種體制內如魚得水。對於票房你在乎嗎？
張元：我做過很多種電影，很多類型的影片。你要説我不關注這個是不可能的。我有些電影投資很小，但票房很高。類似《過年回家》這類影片投資100多萬，在全世界賣幾十個國家，而且得威尼斯大獎。你説這不是好票房的電影嗎？像《我愛你》投資200多萬，也達到了1000萬票房。我有我的票房追求，有我的商業追求，但是更重要的是，首先一點我是電影作者，我是藝術家，我要尊重我的眼睛、立場和角度。這點我希望我沒變。
我的理想沒有改變
新京報：儘管去年票房60億，片子也很多。但跟十年前比起來，藝術電影依然沒什麼受眾。
張元：這一點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其實我們特別需要有特點和獨立個性的電影，因為很明顯看到大家不滿意。當然藝術電影也有它的問題。有一些貌似藝術，實際上，對話的真實程度都有問題，這也是現在觀眾不滿意的方面。這些會隨著時間的變化和大家的不斷需求産生變化。這是創作者和觀眾之間的一種互動。
新京報：那你所拍的電影中，自己最喜歡哪一部？
張元：大家都會説下一部。
新京報：20多年的奮鬥名望地位有了，你的藝術理想追求變了嗎？
張元：理想怎麼可能變！這是我一個堅定的理想，不僅僅是願望，這個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真正構築，也是永遠堅持去拍攝我自己想拍攝的這些東西的最大動力。藝術是追求自由的。
新京報：你希望沒變，但這幾年的現實情況又是如何？
張元：希望不要太分裂。
新京報：除了《有種》之外，你還有何計劃正在進行的？
張元：就是在釜山國際電影節上的新片拍攝計劃，劇本是得了“亞洲電影資助計劃”的。那是張小波寫于10多年前的小説《檢查大員》。我覺得這部小説非常有預見性，也很精彩，準備將其做成國際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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