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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匹亞（油畫） 馬 奈
如果説藝術作品、藝術思潮是藝術史寫作必備的前提條件，那麼“敘事方法”就是藝術史的內核。假如將貢布裏希的“有多少藝術史家就有多少種藝術史”換一個角度理解，那就是有多少種敘事方法就會産生多少種藝術史的書寫方式。在方法論的藝術史寫作中，方法往往是最重要的，因為它決定了一位藝術史家以什麼樣的標準來選取並闡釋藝術作品。另一方面，由於方法論的差異，同一件作品在不同的批評家、藝術史家的闡釋中也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以馬奈的作品《奧林匹亞》為例，按照格林伯格“形式主義——現代主義”的理論來看，它是整個西方現代主義繪畫的源頭。因為格林伯格認為，現代主義繪畫最重要的本質就是回到作品的平面性、媒介性、純粹性上，所以《奧林匹亞》自然成為了19世紀中期以來，西方現代繪畫的起點。
《奧林匹亞》之所以在格林伯格的闡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就在於它契合了格氏所倡導的“形式主義——現代主義”的理論。一方面，按照格氏的理解，現代主義繪畫至少應具有以下的前衛性：既要與古典的、學院的藝術創作拉開距離，也要背離流行文化，或者庸俗的大眾文化。因此，現代主義繪畫需要回歸藝術本體，回到媒介本身。另一方面，為了保持現代主義藝術的活力和前衛性，格林伯格又提出了“自我批判”原則。格氏認為：
“現代主義的本質就在於運用某一學科的獨特方法對這門學科本身提出批判，其目的不是去顛覆它，而是使這門學科在許可權領域內處於更牢固的地位。”
按照格林伯格的邏輯，馬奈的《奧林匹亞》能成為現代主義的繪畫，並不在於其作品的主題和內容，而關鍵是取決於作品自身的平面性，以及作品的形式表達。而方法論的差異就體現在：作品對現實生活的反映，以及作品的社會學意義被排除在外，或者説，完全被格林伯格漠視了，因為現代主義的“自我批判”，以及對語言純粹性的要求並不需要對作品的主題進行考慮。
然而，對於立足於社會史的藝術史家來説，格林伯格對《奧林匹亞》的闡釋與藝術史上的定位是無法讓人信服的，甚至是武斷、粗暴的。按照T·J·克拉克的社會藝術史的方法，《奧林匹亞》呈現出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意義。譬如，在《1865年有關〈奧林匹亞〉各種論述的前言》一文中，克拉克就對《奧林匹亞》進行了深入的討論：1.從外部對這件作品的評論來看，在當時60名批評家的文章中，只有4位藝術家傾向於欣賞這幅作品，而其他批評家對《奧林匹亞》的批評集中體現在作品的道德方面，他們認為這件作品傳遞了一種低級、庸俗，甚至粗俗而淫穢的審美趣味。2.從作品的內容和題材上看，克拉克認為，這件作品涉及到“裸體”、“妓女”、“女人”等性別問題。如果進一步的延伸，“奧林匹亞”可以被看作是一個來自市郊工人區的下層少女，一個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女人，因為從她的臉部和她那不那麼盛氣淩人的凝視中可以看出，她是郊區女郎；但她高貴的尊嚴的姿式，柔軟纖細的披肩，珍貴值錢的拖鞋，卻又顯示出她作為名妓的風韻。3.然而，從“奧林匹亞”向外凝視的眼光中，我們可以想像那個送花的客人或許是一個中産階級，或者就是一個政府官員。因此，克拉克認為，要想對《奧林匹亞》進行深入的解讀，就需要對巴黎1865年色情業的情況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由於克拉克將《奧林匹亞》還原到它最初産生時的藝術史情境中，因此，他做出的解釋更全面，更具説服力。但是，對於部分女性藝術史家來説，克拉克的解釋則是明顯的男性中心主義的闡釋方式。因為，克拉克認為，從作品的形式表達上看，儘管馬奈在“奧林匹亞”的造型上借鑒了喬爾喬納、提香作品中維納斯所保持的側臥姿式，但“奧林匹亞”左手的姿態明顯具有一種意義的所指——
“那只手不遵守裸體常規的方式。它由此代表了奧林匹亞整個軀體違忤不屈的樣子：那只手是不屈不撓的象徵，是毫不懈怠的表示，是充滿飄忽不定之處過於明確肯定的表現，是不因循茍安的跡象，總之是宣稱自己為‘非女性’的隱匿的徵兆。”
實際上，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女性主義浪潮的興起，一些持女性主義立場的藝術史家不僅對過去藝術史寫作中潛藏的男權話語給予了猛烈地抨擊，而且要求重新書寫藝術史，尤其是書寫一部屬於女性的藝術史。同時，在一些女性批評家看來，馬奈的這張畫表現的正是一個男性化視野注視下的“他者”，因為“奧林匹亞”是被看的，被凝視的，在“看”與“被看”的過程中是被動的——這正是持女性主義立場的藝術史家不能容忍的事情。
當然，談方法論的差異並不是對“方法”本身給出價值判斷，相反，一種方法論的建立取決於批評家、藝術史家在撰寫藝術史時所持有的歷史觀和藝術史書寫背後的文化訴求。正如前文所言，藝術史書寫中的方法論並不能僅僅被看作是一種工具，因為一種新方法論的出現恰恰可以反映出一個特定時期，人們看待、思考藝術史時所保持的新的文化態度和藝術觀念。同樣，藝術史的方法既與它存在的發展譜係相聯繫，也與其産生的歷史情境密切相連。沒有孤立的方法論，也沒有脫離具體歷史、文化、藝術情境的方法。就像社會藝術史對格林伯格現代主義理論的反撥一樣，同樣，如果沒有上世紀70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自然也就不會産生一种女性主義的藝術史書寫方法。從這個角度講，沒有絕對客觀的藝術史，只有方法論意義上的藝術史敘事。而且，隨著方法論的更新，以及新材料的不斷出現，藝術史是需要不斷重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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