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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小野洋子鄭重宣佈，她從今開始將姓氏刪除，直呼洋子（Yoko），但在世人眼裏，這位藝術家的身份之複雜，早已不再是單純的名字所能定義。她週游列國，倡導和平，將關愛女性主義等寫實課題傳播至全球。努力恪守和扮演“我”的精神與角色同時，也欲擒故縱著約翰列儂的光環。我們無所知，28年，40年或更長久的日子裏，他們對彼此的影響，對這個世界到底産生多大的震動。
小野洋子與美國四十年
如果説，披頭士的約翰列儂嘗試以音樂“想像”去改變世界，那麼，小野洋子先以當時看來極前衛激進的概念和行為，然後再借助列儂太太的身份，嘗試改變世界。當另一半成為自由主義的犧牲品時，小野洋子不得不獨自背負這份未完成的使命感，繼續以和平去戰爭。
上世紀60年代，思潮起伏，激蕩人心。自由民主、平等博愛，讓前衛藝術家、公共知識分子、民權運動分子，站在同一陣線。小野洋子和她身邊的“激流派”（Fluxus）朋友，便是當時站在前面的實驗者。她的獨特身份——日本女子和銀行家族的背景，讓她對約定俗成作出更大反抗，也讓她更快走向女性解放。1964、1965年間的行為藝術演出《CutPiece》（請觀眾把她身上的衣服一塊一塊剪掉，直至回歸赤裸祼的身體），註定了她前衛藝術家的地位。雖然，小野洋子一直希望成為獨立個體而不屬於任何藝術流派，但她的概念和行為藝術其實是深受“激流派”鼻祖約翰蓋茲的影響。
“激流派”其實只是一班散落在歐洲、美國以至日本的藝術家、音樂家、詩人、實驗電影導演等，有著相近的創作態度和哲學：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影像、聲音、對象，以簡約方式拼貼跨媒介類型的互動創作。這些構成了那個年代的實驗精神，以及小野洋子作品的特質。
1969年，與約翰列儂結婚，使小野洋子由小眾的前衛藝術進入流行文化。他倆倒借“明星級”的影響力，進行和平革命宣言，列儂加入PlasticOno Band，自此變成概唸唱片。不幸的是，和平通常以暴力結束。在約翰列儂死後一年，小野洋子出版了她以列儂染血的眼鏡作唱片封套的《Season of Glass》。
2001年紐約《Yes Yoko Ono》40年回顧展後，小野洋子再度活躍起來。2002年，她創立了和平獎，將5萬美元獎金頒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藝術家。2007年10月9日，她在冰島矗立了一座想像和平燈塔Imagine Peace Tower，一道光柱由列儂誕辰發放至列儂死忌（12月8日），以此象徵他倆由1960年代開始的和平之戰。石座上刻有24種語言寫著的Imagine Peace，下面埋藏了從世界各地收集的願望。今年初，她在《紐約時報》刊登了全版廣告，上面寫著：Imagine Peace。
雖然世界的戰爭還沒結束，但2008年11月4日，似乎給大家帶來點點希望。11月10日，小野洋子在ImaginePeace官方網站，刊登了一篇題為《大選之夜》的文章，談她對奧巴馬當選的感受：
“親愛的朋友，那個晚上，我像大部分紐約街上的人一樣，不停流淚，或者像當晚的世界，在歡騰……還有更複雜的情感，源於我們多年來一直相信的奇跡。
雖然我知道，約翰的精神一直伴隨我，但這晚，我很強烈希望，他真的還在，給我一個實實在在的擁抱。當大家開始唱《We Can Do It!》時，我哭得更加厲害。
之後，我沉默良久，最後，我看見心裏的燭光。
是的，我們沒被遺棄，如果你仍有點懷疑。
奇跡真的發生。
它每日繼續在發生。
我們就是奇跡。
這次，它以最大聲對我們説。
對悲觀的，對憤世嫉俗的，對我們所有人，對世界。
是的。Imagine Peace-We Can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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