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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鴻對話余德耀

藝術中國 | 時間: 2009-02-12 08:55:18 | 文章來源: 中國藝志

 

巫鴻: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當代藝術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比如説在美國我講當代藝術的時候,他們説當代藝術沒有文化、沒有國界,因為都是contemporary Art。我説那也不一定,因為西方有西方的當代藝術,每個民族、每個文化還是有自己的傳統的。雖然互相有很多東西都要交流,但是還是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我想你提出的這個問題很有意思。當然,進行文化交流不一定非要通過藝術。但是你選擇了當代藝術,來做這種解決一種社會歷史政治的問題。

余德耀: 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在印尼成立了一個活動組織,叫做 GANDI (Anti Discrimination Movement),那瓦希德總統就是我們的主席,梅加華蒂也是很支援我們。那個時候他們還是平民。我們就組織起來,聯合所有的民族,就開始做很多工作。比如現在,農曆新年是印尼的國定假日,孔教變成四大宗教之一。孔夫子的生日也是國定假日,跟其他的印度教、回教、基督教是一樣的,同等地位的。我們要追求的是一種平等,對我們下一代能夠負責。我們的這個工作已經完成了,現在有一班年輕人在堅持我們的工作。

以後呢我就愛上了收藏。其實收藏家的心路和歷程很簡單。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收藏家,他們從來不給別人欣賞他們的東西。但是我呢,我就有一種性格,有好東西我就想給人家看。私人收藏的那種動機已經沒有辦法滿足我對藝術的那種追求。我希望能夠有一個公共的空間,希望有一個美術館,希望學那些歐洲大家族的對收藏的精神---他們之中有的是百年收藏大家族。我想是不是能夠從我這一代開始,建立我的對將來收藏的一種持續下去的精神。

巫鴻: 在歐美一直有這個傳統。但是在亞洲好象比較不多。你所作的因此等於是開始一個傳統,因為原來中國沒有這種從私人收藏轉化為公眾收藏的概念。原來的狀況一般是私人收藏的一點畫,就是朋友看看或者是自己看看。您是從那年開始收藏的?

余德耀: 我真正收藏當代藝術,如果包括印尼的藝術的話,已經有十年了。但是真正收藏中國的當代,差不多是從2004年,2005年左右。

巫鴻: 所以説,您開始收藏當代意識在2000左右,開始印尼的東西比較多。 然後2004年開始收藏當代中國藝術。為什麼會有這個轉折?當時有什麼想法?

余德耀: 那個時候因為經濟風波,還需要還債。把債還清後,那個時候我也沒有想太多,只是開始注意我的朋友們收藏中國的藝術品。當時他們收藏的東西就是寫實那一波人,等到我慢慢在財政上開始比較松的時候呢,剛好有一個年輕人當時去見我。他給我推薦了一幅畫,就是郭晉的那個踩單車的那幅畫,我覺得蠻好。

巫鴻: 當時你是什麼感覺,就是看了這種畫,和別的收藏不一樣,是興奮或是別的什麼感覺?

余德耀: 我真的很興奮,因為那張畫很大,三米五高,兩米寬。這麼大的東西平時是很難找地方放的。但我的辦公室的層高剛好也是三米五,放進去不多不少,剛剛好,完美! 突然之間我就有了興趣,也有了些感覺,就開始讀這方面的文章,開始學著參加拍賣會,學著看拍賣紀錄,也開始跟畫廊接觸。當然,一開始交了很多學費,有些dealer見我是個新人就隨便推銷。我當時不懂,買了一大堆"垃圾"。後來慢慢接觸藝術家,對我來説跟他們談話就是一種學習,到現在我還是一有空就會打電話給我的一些藝術家朋友,約他們出來吃飯聊天,就是這樣,我慢慢累積了經驗。我和他們很合得來啊,跟誰都可以交談。加上朋友們説我為人爽快,所以他們也會介紹他們的朋友給我,現在我和越來越多的藝術家變成了朋友。  

巫鴻: 你今年多大歲數?

余德耀: 我是1957年出生的,今年五十一。我二十八歲的時候,我家裏人參股的一家公司經營不下去,我就把他們跟其他股東的公司股份全部買下來,跟銀行借錢,自己創業。那時候很辛苦,但我當時對事業的追求太過認真,認真到把自己累倒,生病。我記得創業的時候,我最討厭就是週末,因為一到週末我在家裏就覺得無事可作,無聊到發抖。剛好那時候我買了很多地,要建這農場,就是雞場,養雞場。每到週末我就出去找地,不讓自己停下來。當時的那種創業精神現在又回來了,我又停不下來了,就象汽車剎不住一樣,到處看,到處買。另一方面,為了不買錯東西,我就學習,去看書,去跟批評家交朋友。有時候我不懂的東西,我會打電話問藝術家,一些比較獨立的藝術家,問他們這個怎麼樣?他們會把他們自己所知道的東西全部告訴我。從這裡我就開始學,很快地學,而且也和我所擁有藏品的藝術家都認識了,成了朋友。

巫鴻: 對,等於是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不光是作品,也有人的問題,進入了一個“圈”,是社會上的一個圈。所以你的這兩次創業,一次等於是經濟上,第二次當然也有經濟成份,但主要是文化上的。

余德耀: 我有一個想法:如果你的收藏沒有經濟上的激勵,那也是有缺陷的,是虛偽的東西。我們知道,現在的中國當代藝術將來會是非常有價值的財富。以往人們認為,如果要給下一輩所謂的財産,那就不外乎是股票,現金,房産,或者一個公司。但我覺得把藝術作品留給他們,是一個太值得的東西,我是做畜牧業出身的,這是一個龐大的事業,但是現在我的小孩問我,"爸爸你到底是做什麼的?"我就跟他們講:"你爸爸是收藏家,有些人説你爸爸是一個偉大的收藏家,你要知道‘偉大’的意思並不是為了收藏而收藏,因為通過收藏我們要做更多對文化有貢獻的事,要把我們的一部份的財富回饋到社會,回饋到一個更高層次的層面上。"

巫鴻: 要做就要做到位。“當代美術”不光是張畫,還包括展覽啊,開會啊,宣傳教育啊,等等,這都是中國比較缺的東西。你剛才説了一個觀點,非常有意思。就是説你有很大的雄心吧,要做一個偉大的收藏家。這裡好像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有很強的中國人的傳統,但是有加入了當代的觀念。所以你對你的孩子要説這番話。收藏是一個文化的capital(資本),不光是一個産權的問題。即是經濟問題,也有社會責任感的問題,還有整個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問題。第二個東西,更像是從印尼的角度出發的。你是印尼人,但是把一個藝術中心建在北京。宋莊、雅加達、巴厘就都聯繫起來了。前一個好像還是跟隨著這個漢族得傳統,有一個很強的“家”的概念。第二個更有社會性,是從印尼出發的。我覺得這兩點很有意思,相輔相成。

余德耀: 因為我覺得我的財富是從印尼來的,我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了我的經濟實力;但在我的教育,感情方面,漢族文化比較有吸引力,這也是很正常的。很多在印尼土生土長的人,長大後到美國去,受了完全的西方教育後,他們對西方的文化就會特別有興趣。他們雖然是中國人,但提到中國的文化就一竅不通,他們認可的是西方的文化,這也無可厚非,這跟他們的生活背景有很大的關係。但我的教育背景,跟漢文化有很大的接觸。印尼當時的政府排華,他們把華校關了,大學裏華人學生的比例也被壓到最低,比如要上大學,只給華人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比例; 一百個學生,只有兩個是中國人。華人迫不得以,要往外走,那個時候我就選擇了漢文化,我在新加坡和香港念過書,都是跟中文有關係的。在新加坡我是在公教中學,跟郭建超同一個學校,那時候我參加了合唱團,開始接觸中國的民歌。那時新加坡剛剛開放,毛澤東的書籍開始進到新加坡,還有中國的電影,比如《劉三姐》也來了。就是因為喜歡中國的東西,我就去接觸這些東西,當時我是每天晚上聽著民歌睡覺的。

巫鴻: 那是什麼時候?

余德耀: 七十年代末,當時我是高中生,那時候每天晚上我都聽新加坡廣播電臺裏播的中國民歌,所以現在很多民歌我都會唱,甚至很多中國人都不會唱的革命歌曲我也會唱。這就建立了一種我對漢文化,對中華文化的偏好。現在在我的收藏體系裏面,我對這種東西比較認可,因為這個是我從小學的東西。

巫鴻: 你的收藏中的一些作品有一種歷史的回憶的感覺,好像你對這種東西很敏感。

余德耀: 是的。我對這種東西比較敏感。

巫鴻: 很有意思,你當然不是做藝術出身的,也不是學美術史的。但是你好象突然有一種很直覺的東西,而且很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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