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書法風格中的政治？書法如何被用來陳述政治觀點？在本書中，我們將探究傳統中國書法政治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歷程。11世紀時，歷史環境的因緣際會，使得受過高等教育並且富有雄心的政府官員通過書法藝術來表達他們的政治認同。這些歷史因素包括對“字如其人”這一傳統信條的堅持，以及這樣一種觀念的復興，即認為儒學價值應該同時體現在政治和文化之中。以上主題合併起來，使得書法變成一個自我和個人價值的公開表達的重要場域，其中對早期書法風格的模倣就是體現這種價值的重要標誌。
“字如其人”的觀念在中國至少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了。儒家士大夫揚雄（前53—18）將其概括為一句名言“書，心畫也”（書寫是對思想的描繪）揚雄：《法言》，《四部備要》本，卷5，第3b頁。。這個簡單的理念屬於一個更大的所謂“性格學”觀念的一部分。性格學建基於這樣的理念：由於一個人的內在和外在是統一的，其品德便可以從這個人的外在表現來推斷，比如外觀、行為或審美追求。對這種哲學觀的經典表述，就是歷史學家司馬遷（前145—前90）的觀點：“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有證據表明性格學的實際應用從漢代以前就開始了，它主要用於政府選拔人才時評估候選人的品德和能力。那些即將成為政府官員的人不僅要通過他們的文章，同時也要通過他們的外在表現、言談以及書法來評估他們的能力。唐代對人的評判標準如下：1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證；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正因人們對性格學的認同，書法的風格才被賦予了道德意義。並且由於人們常常把道德標準和是否勝任此職位相聯繫，書法風格因此具有了政治上的重要意義。
風格與人格之間的相關性，也影響了書法在私人領域中的意義。由於風格被認為可以傳達書寫者的個性，人們便會收集書寫者的私人信件和其他手稿以作紀念。這種做法也許又可以追溯至漢代。《後漢書》中記載了文學家陳遵不同尋常的外貌和行為此處敘述恐有誤。關於陳遵的事跡“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以為榮”記錄于《漢書·遊俠傳》，而非《後漢書》。他的書信收信人保留了這些信件，並且相信他的字跡可以反映其卓越的人格。
與此相聯繫，還有一種觀念認為，良好的品德可以自然而然地表現為好的藝術作品，並且這種觀念至少在漢代就産生了。這種觀點流傳甚廣，以至於對很多儒家教義持懷疑態度的哲學家王充（27—97）都這樣寫道：“德彌盛者文彌縟。”在唐代一則廣為人知的掌故中，唐穆宗（821—824在位）問詢他的臣子、著名書法家柳公權（778—865）怎樣用筆才能盡善盡美，柳公權不惜犯顏，直諫關於人格在書法中（以及在統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換言之，優秀的藝術是建立在良好品格的基礎上的。
如果一個人想要假裝擁有自己不具備的美德呢？他能夠通過模倣某個品德優秀的人的書法，從而掩蓋他的真實性格嗎？有的批評者似乎考慮到這種可能性，發現人們並不總是能在其審美活動中自然地表達出自己的性格來。因此他們宣稱，一個人的個性應該是自然的流露，任何試圖製造虛假的表像或是掩飾個性都是不對的。漢代批評家趙壹寫道：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2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以相若耶？趙壹認為一個人不應該試圖去扮演別人。王僧虔（426—485）的書論中指出不自然的表達不僅會錯誤地表達作者，也會導致因循守舊的藝術作品。他寫道：必使心忘于筆，手忘于書，心手達情，書不忘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在文人集團的書法中間，為什麼會出現強作的或偽裝的自我表達的問題？儘管中國傳統書法批評往往用自然界的術語來形容書法——而且任何一位書法家都聲稱從大自然本身獲得靈感——事實卻是書寫是一種人為創造，學習漢字必須有一個典範。而這個典範就是其他人的書寫。可是如果你只是學習別人的書法並盲目地進行複製，那麼你就是採用了別人的心／手，卻掩蓋了自己的真實面目。不寧唯是，人們還必須掌握一種通過既有風格來建立起自我表達的嫺熟技巧。不然，你就不會比一個必須匿名、日常書寫的抄經手或官府職員寫得更好。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典範的選擇是至關重要的，並且這種選擇必須建築于書法家的品格之上，而不能僅僅基於他書法風格上的美感。學習者總是希望書法風格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自己的人格。如果他想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勢必就要從書法史上選擇一個有美德聲望的典範。進一步説，如果一類人都選擇同一個書法家作為典範，那麼這個典範就將成為這一類人表達身份認同的手段。
這種把性格學和書法聯繫在一起的觀念逐漸蔓延。到了11世紀，對書法典範的選擇被賦予了重大的政治內涵。宋代最重要的理學家朱熹（1130—1200）的一件軼事，能夠作為例證説明宋代選擇一位書法典範的重要性：余少時喜學曹孟德〔曹操（155—220）〕書，時劉共父〔劉珙（1122—1178）〕方學顏真卿書，余以字書古今誚之，共父謂予曰：“我所學者唐之忠臣，3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余嘿然無以應，是則取法不可不端也。11世紀時，慎重選擇書法典範的觀念早已穩固確立了五百多年。東晉（317—420）貴族統治階級的傑出成員王羲之（303—361）的書法被認為是南北朝時期（317—589）中國精深的南方文化的至高表現，他的書法在其家族中流傳，精英文化圈也在學習他的書法風格。幾位重要的統治者都是寫王羲之書體的，尤其是宋明帝（465—472在位）、梁武帝（502—549在位）和隋煬帝（604—617在位）還介入了王羲之現存作品真實性的討論。西元7世紀，當唐太宗（626—649在位）以武力征服南方後，他試圖從文化上重新統一中國。他想以支援王羲之的書法來作為獲得中國精英的支援並在整個帝國建立文化標準的手段。隋煬帝跟他的臣子虞世南（558—638）學習書法，而虞世南則是跟王羲之的七世孫、隋朝（581—618）的和尚智永學習書法。唐太宗還試圖將所有歸於王羲之名下的作品都納入宮廷收藏。為了得到這些作品，他抄走了政敵的藏品，並派出探子去鑒定和收購其他作品。在著名的《蘭亭序》公案中，他的探子蕭翼使用詭計從辯才老和尚處賺得此作。唐太宗即位後不久，他就積累了大量“真”跡，並且進而製作出各式複製品。一類是宮廷書法家的摹本，另一類是他的高官虞世南、歐陽詢（557—641）和褚遂良（596—658）的臨本。這些臨摹本被分賜給貴胄近臣，他們的子弟在弘文館中由虞世南和歐陽詢指導學習書法。當官方編纂晉史時，唐太宗為王羲之傳寫了一篇讚辭，宣稱王羲之為古往今來最偉大的書法家。
唐太宗將王羲之書風確立為整個唐朝及後來的皇家風格。當中原在五代時期（907—960）被戰火蹂躪之時，古典傳統在西蜀、南唐和吳越國中保存下來。宋代軍隊征服了這些地區，4他們的書法家和書法收藏也因此都流入宋代都城。西蜀于965年降于宋，其最著名的書法家李建中（945—1013）和王著（卒于990）來到開封。南唐于975年被滅後，蘇易簡（957—995）、徐鉉（916—991）以及其他書法家進入宋宮廷。吳越國于978年納土歸宋後，其宮廷書法收藏都進貢于宋王室。南唐則早已獻出其藏品。
宋太宗（976—997在位）同樣促使皇家發揚古典傳統以作為使其政治和文化地位合法化的手段。皇上授意翰林院的書法家練習王羲之的書法，他還將流散四處的王羲之作品重新購回歸於宮中。他優待自稱是瑯琊王氏後人以及傳習王羲之書法的王著。皇上任命王著為翰林侍書，肩負侍奉皇帝學習書法的使命。王著同時還被授權在都城購買或借閱私人藏品。皇上還讓王著挑選王羲之最好的作品存檔于皇室，其中包含從戰敗國中獲得的戰利品以及通過購買或進貢得來的書卷。宋太宗命人將王著挑選的作品以雕版的形式刻成一系列的法帖，這就是人們熟知的《淳化閣帖》。十卷《閣帖》中有五卷是王羲之和他的兒子王獻之（344—388）的信札。刻帖的拓本被廣泛分賜予貴族和官員。
宋代以犧牲軍事能力為代價來重視教育和藝術的政策，很大程度上與宋太祖趙匡胤（927—976）的性格和影響力有關。趙匡胤本是五代中的一個短命王朝後周（951—960）的大將，後來他迫使周恭帝禪位，自己登基改元。儘管趙匡胤是軍人出身，但在他為王朝進行的長遠規劃中，卻並不包括突出軍事的作用。完成武力征討後，他把大將們召回開封，為他們舉辦宴會，宴會上將他們的軍銜撤換為文職。然後他把軍隊的規模削減為唐時期的一半。
為了鞏固新政權制度的穩定，趙匡胤開創了一個更具包容性的考核系統來選拔官僚機構的職員，以此取代造成唐王朝走向滅亡的節度使制度。5在他的繼位者宋太宗的統治下，通過科舉取士的數量急劇增加——從盛唐時期平均每年錄取六十名左右，到976年至1057年間增長至兩百多名。考卷被重新編排以做更公平的分級，並且將考生的姓名封糊。宋代將這種通過考試進行招募官員的做法加以擴展，到1050年，據估計，約有一半的文官是通過科舉考試的形式招募的。
逐漸地，高級政府職位僅僅授予那些在考試中有良好表現的人。將知識分子的努力和利益、聲譽、權力掛鉤的做法，導致讀書人的數量急劇增加。北宋（960—1127）初年，政府對學校的資助水準相對較低，主要是以饋贈的形式資助已經建立的私塾。在王朝初年，這些學院和私塾負責幾乎所有在官府任職的學者的教育。然而1034年左右，在宋仁宗（1022—1063在位）的統治下，第一個全面的政府教育計劃開始成形，為私塾隨機性提供資助的慣例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為整個王國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隨著北宋印刷業的迅速發展，教育也得到進一步促進。都城的政府機關和駐縣官員來執行印刷包括儒家經典和正史在內的書籍。私人印刷商也炙手可熱，他們從那些追求教育進步的人那裏獲得了豐厚的利潤。
儒家經典的傳播和擴散，一方面鼓勵了人們嘗試去真正了解這些重要的經典，另一方面也導致人們開始抵觸政府對這些經典的官方註釋和評論。對於孔子（前551—前479）、孟子（前372—前289）著作的文獻學和哲學研究，成為當時對儒家學説探討的焦點。到了11世紀中葉，著名的儒家學者開始被任命為國子監的導師，他們用自己對經典的詮釋取代了不足信的官方評論和註釋。宋代儒家理想的復興，導致一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觀念得以再度流行。其中一個觀念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聯繫被投射在家庭關係的模式裏。正如皇帝是天子，是其子民的衣食父母和保護者。6官方將人民看作家庭裏的晚輩，但官員與皇帝之間的關係要更為複雜。這種關係體現出一種包含了宋代皇帝對士大夫參政的態度在內的特徵。然而，文官階層所持的觀點卻有所不同。按孟子的觀點，官員不僅可以與統治者在個人修養上平等，實際上還應該擁有比統治者在治國方面更優越的能力。正如統治者在繼位之前由文官輔導那樣，他在位期間應該繼續接受指導。文官們敦促皇帝根據他們的業績，將政府施政方針的規劃和執行委託給他們來做。
慶曆（1041—1049）年間，儒家士大夫有機會于1043年至1044年將自己的信念付諸實踐，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慶曆新政”，或者叫“小改革”（minor reform）（這是相對於1069—1085年那次更重要的變法而言的）。慶曆新政之前的歲月中，人們見證了諸如宰相呂夷簡（979—1044）那樣的權臣之間為了政治控制而進行的鬥爭。鬥爭主要存在於贊同世襲官爵的貴族政治的北方人和通過科舉考試發揮才幹的南方派的、年輕的、理想主義的儒家士大夫之間。這些改革者包括范仲淹（989—1052）、韓琦（1008—1075）、蔡襄（1012—1067）和歐陽修（1007—1072）將慶曆改革總結為“小改革”。為了對范仲淹被貶表示抗議並進一步警示，歐陽修給呂夷簡的支援者、左司諫高若訥（997—1055）寫了一封信，痛斥他沒有反對范仲淹被貶一事。最終，歐陽修仍然被貶。蔡襄寫了一首廣為流傳的詩《四賢一不肖》，詩文中嚴厲抨擊了高若訥的性格，並讚揚了同時被貶的所有南方派文人士大夫范仲淹、歐陽修、尹洙（1001—1046）和余靖（1000—1064）。
由於仁宗對中國西北部邊境西夏（1032—1227）的入侵深感焦慮，所以到了1040年，他重新啟用了范仲淹和歐陽修。儘管仁宗發現范仲淹和歐陽修有政治問題，但他還是相信他們是最有能力解決軍事危機的人。1043年，呂夷簡退任，7但仁宗允他乙太尉致仕的特權。從蔡襄到歐陽修紛紛抗議呂夷簡的新身份，因此皇帝撤銷了呂夷簡的特權。歐陽修和另外兩個南方派的成員余靖以及王素（1007—1073）擔任諫官，在他們的推薦下，蔡襄也很快加入這個行列。1043年夏天，熱心的年輕諫官們獲准每天出庭參政議政。他們舉薦范仲淹和韓琦為政府最高長官。仁宗便請他們倆位為政府發展獻計獻策，他們呈上被稱為“答手詔條陳十事”的新政綱領，成為慶曆改革的藍圖。前五條是針對官僚主義的改革：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和均公田。後五條則處理了農民階級的問題：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和減徭役。
對這些改革的反對是迅速而強烈的。特別是其中三條措施引起既得利益官僚的強烈反對：對子孫和親友爵命的限制；考試標準的改變，使那些在備考中強調辭賦的官員及其子弟處於不利地位；而保薦制度的擴張使他們認為會導致大面積的諂媚和腐敗。事實上，改革無法推進的原因，既來自那些自以為是的反對者，也來自改革者自身激進的主張和急於求成的心態。他們的對手很快就開始積累足夠的論據和誹謗，來促使皇帝重新反思是否該支援改革。1044年，西夏入侵的威脅減弱。由御史中丞王拱辰（1012—1085）及其下屬挑起的派系之爭，使得改革者均被貶逐。關於受到朋黨指控的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就是蔡襄于1036年寫的諷刺詩，它被呈給仁宗，以證明南方派搞陰謀已近十年。慶曆改革雖然不成功，然而也並沒有抹黑儒家官員，並且鞏固了文人士大夫在政府中的地位。接下來的小改革中，儒家官員們開始把控對教育的指揮，他們改變了考試的標準，強調散文經典。8所以，在1069年王安石發起的大變法中，文人士大夫已經徹底地佔據了整個政府的官僚系統。儘管一些小派系的職位仍然像小改革中一樣兩極分化，但黨派已不再是由少數的文人士大夫派系和與之對抗的根深蒂固的職業官僚派組成，取而代之的是雙方都是文人士大夫。
慶曆改革也使改革者們同時以文人和政策制定者聞名。通過把畢生的精力投入改革事業，改革者們獲得了巨大的威信，這讓他們在擁有政策制定者的權威性的同時，也贏得了文化圈內確定典範的權力。致力於研究晉代書法大師，尤其是王羲之的偉大鑒賞家、書法家米芾（1052—1107）偶然注意到這種現象。在《書史》中，米芾抱怨筆法失傳的原因，正是對同時代政治領導者的追捧和模倣：宋宣獻公綬〔991—1040〕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習顏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米芾：《書史》，台北：世界書局，1962年，第57頁。米芾與改革者們隔了兩輩，而且顯然他對他們的政治目標沒有特別的同情，所以他的抱怨，無意中見證了賦予慶曆改革者們的文化權力。
對士大夫文化影響最大的改革家是歐陽修。歐陽修在青年時代就發現了唐代文學家韓愈（768—824）的作品。韓愈主張使用模倣戰國時期（前480—前221）和漢代作家們的直言不諱的文學風格，這種風格被稱為“古文”。韓愈還大膽地推廣儒家價值觀，並且猛烈地抨擊佛教；在他的官員職業生涯中有一段著名的插曲，那就是他曾因提出反對為舍利進宮舉行的紀念活動而被貶。由於歐陽修深切認同韓愈的理想，他與當時的其他文人一道加入了古文復興運動。他們發起了一場反對宮廷流行的在科舉考試和紀念活動中使用時文（“當代風格的文體”）的運動，他們批評這種造作的語言和僵化的文體扼殺了作者的價值觀的表達。1057年，歐陽修主持貢舉考試時，9就把古文列為必修文體。歐陽修還促進了對宮廷提倡的詩文風格的遠離。“西昆體”以11世紀初期的17位館閣文臣互相唱和的詩集《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也是“以詞藻華麗、意旨幽深、對仗工整為特徵”。雖然歐陽修佩服能做這種整飭文體的詩人，但是他認為這助長的是模倣，而非表達。在所有形式的寫作中，歐陽修反對空洞的唯美主義，主張對儒家價值觀進行明確而簡單的表達。出於相同的原因，他重新主持修寫了唐和五代時期的官方正史。
劉子健（James T.C.Liu）、艾朗諾（Ronald Egan）和楊聯陞（Liensheng Yang）仔細考證過歐陽修為改變文學和史學品味所做出的貢獻。歐陽修對書法的品味也開始在士大夫的圈子裏流傳並盛行至今。他和他的朋友圈嚴格堅持這樣三個標準：非職業美學觀，選擇典範時風格與人格的同等重要性，以及對金石學的研究。顯然，歐陽修不是第一個提倡這三點的文人。但是自他以後，幾乎沒有人會不認同歐陽修所提出的三個標準：那就是非職業藝術家在道德上更具有優越性，對書法典範的選擇要進行細緻的考量，以及重視古代金石銘刻的價值。
根據歐陽修的非職業美學觀，文人不應該把過多的時間用於成為書法方面的大師，也不應該盲目地去模倣某個書法典範。這兩個原則看起來就像早些時候反對有身份的人進行專業實踐的重新表述。但是歐陽修之所以在全部藝術中對宮廷風格進行反抗，其用意是譴責當前的、用於官方書寫的、退化的“王氏書風”，並要求將其替換。起初，皇家展示經典傳統的《淳化閣帖》包含了相當數量的贗品，並重刻了好幾次。11世紀中葉，宣傳皇家風格的主要媒介成了廉價的再版贗品的總匯。即便身份降低，《淳化閣帖》仍是最著名的有效的書法典範。因此歐陽修反對盲目模倣典範的忠告，成為對皇家支援的王氏書風的警告。他反對自己成為書法大師的行為，也是對王氏書風的譴責，因為書法高度熟練油滑的主要原因就是宮廷中出現了職業的書法家。而宮中最需要的風格就是王氏書風。
為什麼在宮中的儒家文人不能擔任職業的書法家？因為那樣的話，一個人就變成一個純粹的抄寫者，一個被他人使用的“工具”（utensil），而不是一個兼具思考與行動力的人。10這種態度體現在歐陽修的密友蔡襄寫給他的一封信中。仁宗為已故親友寫了一篇紀念碑文，並讓蔡襄謄寫下來。蔡襄遵從了，但是當他被要求抄寫另一份由宮中翰林學士寫的碑文時，他拒絕了：曏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禦撰碑文、宮寺題榜。世人豈遽知書特以上之使令至有勳德之家，幹請朝廷出敕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志，例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襄非以書自名。這個片段實際上是在後來關於蔡襄的傳記中提煉加工編成的——不僅僅是因為它談論的是蔡襄，也是因為它是關於文人的非職業美學觀的關鍵例證。它所傳遞的資訊是：文人應該僅僅把書法看作是一種個人情感的釋放方式，以及文人階層成員之間彼此交流的手段而已。
歐陽修將風格和人格等同起來的做法，代表性格學傳統發展到了一個高峰。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這樣評論：“從性格角度來説，這位宋代的作家把原來隱性的真理提升到顯性的問題的高度，並尋求反思和深究。”歐陽修明確指出，一個人應該根據他的性格來選擇藝術典範。例如，他讚揚顏真卿的書法的原因，正是因為其書法反映了顏氏的人格：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跡，挺然奇偉，有似其為人。在另一個例子中，歐陽修譴責了王羲之時代的“人格”與書法風格：又南朝〔317—589〕士人氣尚卑弱，字書工者率以纖勁清媚為佳，未有偉然巨筆如此者。風格與人格的等量齊觀，給歐陽修提供了另一個詆毀皇室支援的書法風格的機會。
在中國，關於金石學的研究通常被認為是從歐陽修開始的。這樣的名聲雖然並非不當，但也難免有些誇大。因為這種名聲容易讓人們忽略11世紀其他金石學者的貢獻，而他們的成果大多已失傳。宋綬，這位政府的高級官員和歷史學家，毫無疑問就是第一部私人刻帖的始作俑者。他的《賜書堂帖》中，包括了古代鐘鼎文和秦代（前221—前206）石刻。這些作品完全是由宋綬私人收藏的物品和拓片中複製而來的。《賜書堂帖》的編輯肯定要早于宋綬去世的1040年，比歐陽修收集碑文材料還要早，只可惜它已不存世，而且據我們所知，宋綬也沒有公佈他的收藏目錄。1045—1063年間，歐陽修年輕的友人以及金石同道劉敞（1019—1068）還編撰過一部《先秦古器記》。劉敞將自己收集的十一隻青銅器的圖案和銘文摹勒于石上，現已亡佚。
1045年前後，12歐陽修開始收集青銅器與石碑的銘文拓片。他的同輩人也不乏碑拓收藏者，而且他的許多朋友都送給他自家所得的青銅器拓片，或者在所在地見到的石刻。其中送他拓片的是劉敞、尹洙，詩人梅堯臣（1002—1060），以及歐陽修的學生蘇軾（1037—1101）。到1062年，他已經得到上千件拓片。然後，他開始為它們撰寫題跋，其中有大約四百件被記錄下來，並且有一小部分原作也保存了下來。(在致蔡襄的信中，歐陽修説他題跋了從1045到1062年所收藏的一千卷拓片然而顏真卿作品上的題跋顯示的日期卻在1063到1066年間。
歐陽修的《集古錄》一書即是為他收藏的拓片所寫的題跋，影響深遠。在歐陽修有生之年，這些跋文就在鑒賞界廣泛流傳。歐陽修的觀點被遠離朝廷的獨立文人所引用——比如朱長文（1039—1098）于1074年寫的《續書斷》，以及在皇宮中心寫于1120年前後的皇家書法收藏目錄《宣和書譜》。從趙明誠（1081—1129）12世紀初的作品《金石錄》開始，《集古錄》中的精確資訊和主觀分析，幾乎在所有的石刻彙編和從歐陽修的時代至今所寫的金石學著作中都有所引用。
這裡也可以看到韓愈的影響。歐陽修對金石學的興趣或許有一部分，源自他讀到的韓愈的著名詩作《石鼓歌》。“石鼓”是十個用大篆刻詩的鼓形巨石，描繪了春秋（前770—前481）中期或晚期秦王狩獵的情形。它們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韓愈的詩文讚頌了寫“石鼓”文的古篆，但是有一行特別的句子賦予金石學超越傳統經典書法的地位。那是韓愈通過對比王羲之書風來讚揚古代篆書，其中有一句貶低王羲之的詩句被宋代批評家們廣泛引用：“羲之俗書趁姿媚。”
韓愈所説的“姿媚”到底意味著什麼？王羲之署名的作品沒有一件存世，但是我們可以考證少量唐代追摹的王羲之的部分書信，這是最接近真跡的作品。看一下王羲之《平安帖》的摹本，最顯著的特點是筆畫厚度的誇張的調整，從筆尖的纖毫到整個筆畫之間的波動起伏。有機的、飽滿的筆觸隨著筆畫的劇烈運動而增強，這些筆觸時而彎曲，時而擺動，時而如同竹葉般跳躍。13但是這種變化和豐富性不是偶然形成的。這是相當自覺而刻意為之的——這就好像用精緻的髮型和化粧營造出的完美效果：精美但卻有失自然。儘管“姿媚”這個詞語在語源學上是陰柔的，但韓愈並不是要批評自然狀態中的陰柔美，而是批評那種煞費苦心並且自覺運用手段和修飾所獲得的魅力。
韓愈認定的王羲之書法風格的特點與歐陽修所批判的宮廷主導的詩歌和散文的風格是一致的。歐陽修並沒有像韓愈那樣蓄意批評王羲之的風格，但是他對非職業美學觀的態度表明瞭他的看法，就像駢文與“西昆體”，亦步亦趨地模倣王羲之的風格，可以培養一種追求人為性、主動性的效果，但這同時也導致了缺乏自我表達、不利於表現嚴肅內容的後果。韓愈從儒家改革者那裏吸收的另一個重要觀點就是“文以載道”的觀念，這一點支撐了他在晚唐時期隻身倡導的儒學復興。這裡所謂的“載”是指儒家思想的教義從一位聖人傳遞到下一位，是對禪宗直接從鼻祖向下一個接班人傳遞衣缽觀念的倣照。然而韓愈並沒有強調直接的繼承，而是接受了一種相隔很久的人們之間可以通過書寫進行傳承的觀念。韓愈的“文以載道”建立起傳説中的聖王堯、舜與孔子、孟子和他自己之間連接的道統。
正如宋代文人們用韓愈的古文運動來建立基於儒家思想的文化標準那樣，歐陽修和他的同道也延伸了韓愈的繼承儒學的觀念，並使這種觀念超越了文學與哲學，從而進入到文人的高雅藝術實踐中。其中最重要的是，書法正是一種有關個人筆跡的道德與政治意義上的古老信仰。因此，他們渴望將自己的書法領袖與皇家的選擇進行競爭。王羲之是世襲的貴族和修道之人。他的書法風格沒有樸素、莊嚴的儒家品德，但是有很自覺的表達力與創造力，並且被許多皇帝推崇。然而，改革者們不可能將這種屬性的風格運用於政治意圖。他們的領袖候選人必須是一個靠才華和教育登上歷史舞臺的人，這個人的一生都要致力於維護思想與行動的儒家傳統，並且要以莊重強勁的書法風格在當時聞名於世。他們所選擇的這個人就是顏真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