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我在寫這本關於我的老師羅越（Max Loehr，1903–1988）的書時有兩個目的。我想闡釋羅越研究藝術史的方法，還想描述和分析他對其最鍾愛的商代青銅器所做的研究。我希望這兩個話題能引起中文讀者的興趣，並想在此感謝那些使本書得以忠於英文原著的面貌出版的朋友。首先要衷心感謝王海城精確流暢的翻譯，中文讀者可以確信他們所讀到的譯文與我的本意分毫不差。接下來我要對浙江大學的繆哲教授深表感激，他盛情邀請並安排我們通過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王海城教授的譯文。殷堯編輯和他的同事為本書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我為拙著能在此出版而深感榮幸。中譯本的排版與設計緊隨英文版的樣式，由美國倉頡公司的David Goodrich（顧道偉）爐火純青地完成。最後，我要感謝出版英文原著的康奈爾大學東亞研究系列惠允發行中譯本，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與考古係的Barr Ferree出版基金慷慨資助圖版及相關費用，以及浙江大學出版社承擔出版發行任務。

貝格利

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與考古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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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序

本書是我的老師貝格利先生為他自己的老師羅越寫的一部思想傳記，集三十年教學研究所思所感，遣詞造句精心推敲，字裏行間處處流露著他對恩師的欽敬和思念。如今他本人業已退休，而我輩無能，不知如何撰文介紹他在藝術史、考古學、科技史、古文字學和音樂史等諸多學科的獨到見解，只能暫且先把他的著作擇要翻譯成中文，希望借此機會消除中西方一些學人對他的曲解和誤解。耐心的讀者看了他對高本漢、雷德侯等西方漢學界知名人物的批評之後，可能就不會再相信他是一個有種族偏見的民粹主義者，而他對考古類型學和藝術史風格的剖析也會讓讀者不再把他當成信奉後過程主義的考古理論家。

若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先有精準的翻譯，然而這又談何容易！我的諸位同門師友想必都還保留著先生在我們大大小小的習作上用各色鋼筆和鉛筆所寫的小字批註，從標點的正確使用到邏輯的嚴密推理都條列清楚，而這也是他對待自己寫作的一貫態度。他最好的朋友是他書房裏的廢紙簍，每篇文章都要經過幾十上百次的反覆修訂。他對文學的熱愛也給他的翻譯者提出了高難度的挑戰，既要應對狄更斯式的龐大詞彙量，又要推敲契柯夫式的精煉行文。他和這些文學巨匠共有的幽默感偶爾會在文章中流露出來，而這就更讓譯者在會心一笑之後陷入無限的苦惱之中。

因此，我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了浙江大學藝術考古博物館繆哲先生的翻譯邀請。如若沒有他的鼎力支援和他發表在《讀書》雜誌上的中肯書評，本書的中譯本就不會呈現在讀者面前。在過去兩年半的時間裏，貝格利老師耐心詳細地解答了我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所有問題，我相信沒有很多譯者能像我這樣直接便利地探究原作者的文意（也要感謝電子郵件的發明！）。我的同門學弟李建深博士對初稿做了全面細緻的校讀，指出了很多令我汗顏的疏漏之處，並提供了無數精當的修改意見。美國Birdtrack Press的David Goodrich為本書的出版設計來回修改十多次，讓中譯本有了和英文原著同樣優美的版面。我在此對他們深表謝意。

王海城謹識于西雅圖自偏居

2015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