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東洋、西洋，也不論是哪個時代，人們總是在書籍包裝上絞盡腦汁。話雖如此，像日本近代的出版物如此變化多端的裝幀方式，仍是很罕見的。細看西洋的古書籍可以發現它們依地域、時代有所不同，但在歐洲這個彼此關係密切的文化圈，書籍包裝的發展步調整體來説是一致的。大致而言，歐洲書籍是以皮革作為書封，選用以棉或木漿製成的紙張，印刷字則以羅馬字母為主。反觀近代日本的書籍，則融合了日、中、西洋三方的形式、技術與材料，不同的運用比例，賦予書籍各式各樣的面貌。明治維新之後，將西洋的制書習慣帶入日本制書傳統中的情形逐漸普遍，那個時代日本舉國上下都十分熱衷吸收歐美文化。

作為日本近代詩歌的先驅，明治十五年，由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井上哲次郎等三人翻譯出版的歐美近代詩集《新體詩抄•初篇》可説是當時最具象徵意義的作品，它雖用初問世的活版印刷內文，卻採用相當於今日封面的附袋紙日式裝幀本的形式。這本書雖介紹了西洋的新

思潮，卻沒有與內容呼應的衣裝，完全暴露出了當時裝幀方面的窘境。

三年後，也就是明治十八年，坪內雄藏（逍遙）以西洋文學理論為出發點，在《小説神髓》中展開述説了他的近代小説論，然而此書初次問世卻只能模倣江戶合卷本，採用半紙版假綴、分冊雜誌的形式。這部作品雖然志在顛覆山東京傳、曲亭馬琴所延續的劇作傳統，確立西洋近

代寫實主義，但其出版形式仍舊多多少少延續了近代之前的傳統。日式裝幀本的傳統開始蒙上陰影大約是明治十年之後的事。當時西南戰爭已結束，日本正要正式展開歐化，也開始有人譯介海外小説，首開先河的是丹羽純一郎于明治十一年翻譯印行的《歐洲奇事•花柳春話》。這本書的規格為四六版西式裝幀，書本身為穿線平裝，環襯與瓦楞紙封面粘合，其制書技術説來實為稚拙，然而這簡便的手法在當時的人看來，反倒耳目一新、超群脫俗，結果這種西式裝幀本在以知識分子為主的讀者之間廣為流行了起來。

用進口布料做書脊的西式裝幀本俗稱“南京裝幀”。雖説是西洋文學翻譯書，但為其取名的，仍是當時擁有深厚中國文學底子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新穎的裝幀，主要是日本國內開始生産厚實的瓦楞紙（也就是馬糞紙），加上活版印刷技術普及所致。浮世繪師傅的

木版、銅版、石版畫作有的被拿來作為封面，有的則拿來當作書中的插圖，給書加分不少。明治十九年自由黨員末廣鐵腸所著的《政治小説•雪中梅》，明治二十年到二十一年之間的《政事小説•花間鶯》等政治小説，記者黑岩淚香的翻譯小説，都是採用帶有濃濃西洋風的“南

京裝幀”，在一般讀者之間同樣獲得支援。

明治二○年代是日本文學史上所謂“紅露時代”，在這段時間，尾崎紅葉與幸田露伴極其活躍。然而倘若只看書的裝幀，會讓人覺得根本是紅葉獨擅全場。從他于明治二十二年出版的處女作《兩個比丘尼的色情懺悔》揭開序幕，紅葉將江戶時代的戲劇文學傳統套上各種新概念，最終完成了平結裝訂菊版形式，這也成了之後硯友社文藝書籍的固定樣式。明治一○年代使用在瓦楞紙裝幀本上的刷墨插畫，被武內桂舟、水野年方、鏑木清方等明治浮世繪師傅的多色印刷木版插畫所取代。明治二○年代風靡一時的裱布軟皮裝幀本開始不再流行，代之而起的是裱布硬皮裝幀本，包覆其外的書衣及書盒則于明治三○年代登場。泉鏡花、小栗風葉、川上眉山等硯友社成員的作品，造型美麗了不少，都是受到被他們尊為師者的紅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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