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這項研究，從起步到英文版中譯本的出版，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
　　我是1988年下半年在倫敦大學巴特列建築規劃學院開始研究北京的，博士論文于1993年底完成。研讀的過程主要是吸收和實驗性地運用西利爾的“空間句法”和以福柯為代表的關於空間和權力的社會學理論。歷史資料的運用以1750年的《乾隆京城全圖》和宮廷政治史及政治制度研究為主。當時比爾·西利爾（Bill Hillief）、朱麗安·韓森（Julienne Hanson）、艾侖·龐恩（Alan Penn）、約翰·匹坡尼斯（John Peponis）等老師的教學和輔導，西利爾帶領的整個“高級建築研究”學術團體的研討氣氛，以及倫敦大學各個學院圖書館的資料（尤其是藏有《全圖》興亞院複製本的亞非學院圖書館），都對我從分析和社會空間角度研究明清北京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94年是一個新的開始。在馬克·卡申（Mark Cousins）教授的邀請下，我在倫敦建築聯盟學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做了關於這項研究的報告，報告內容隨後以“A Celestial Battlefield”為題發表在AAFiles雜誌的第28期。這篇文章隨後由邢錫芳女士仔細精準地譯成中文，題為“天朝沙場”，發表在1997年的《建築師》第74期。隨後幾年我在英國、中國、澳大利亞幾個學校做過報告，闡述這項工作。這一階段的工作以“天朝沙場”為代表。它概括介紹了原來的學位論文，陳述了一個微觀的、句法的和權力的對紫禁城的分析。“天朝沙場”在國內受到了一些關注，大概説明瞭用分析、權力、社會的角度考察建築在中國的缺失和重要性。當然，該項研究是有局限的，它關心的是北京故宮政治權力和宗教儀式一個內部的構架。
　　從1995年到2002年的這幾年，是擴展的階段。我整理了博士論文，添加了新的歷史內容，也採用了一些更明確的理論觀點。在澳大利亞的這幾年，我重新思考了西方理論與中國歷史案例的關係，認為兩者不應該是不對等的“運用”關係，而應該是兩個具體歷史經驗互相比照的“對話”關係。我也接觸到了弗朗索瓦·于連（Francois Jullien）的論述，開始對法家和北京的政治空間，以及它們與傑裏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全視監獄模型和福柯的權力理論進行了更加大膽的思考。同時，我也進一步閱讀吸收了明清北京的歷史資料，包括明初建立北京的宏大地理構圖，兩個朝廷衰敗的歷史案例，明清北京民間社會的組織等等。所以，到2002年完成的文稿，是一個關於明清北京空間結構的新的闡述。它兼有朝廷政治的內部結構（“三角結構”）和外部關係（視察和統治的方法），國家權威的運作和地方民間社會的組織，城市的佈局與大尺度地緣政治的規劃，社會政治的功能結構與形式美學的視覺構圖。其中一個部分的簡要介紹，刊登在《時代建築》2003年第2期，題為“邊沁、福柯、韓非——明清北京：權力空間的跨文化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