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之上：我們有意識地聆聽、觀看，或是將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事物的方式，具有深刻的歷史性。無論我們在閃爍的電腦螢幕前工作，還是在一家歌劇院觀看演出，也不管我們如何完成某個産品，完成某種創造性的或是教導性的任務，還是更加被動地從事日常活動（例如駕車或看電視），我們都處於當代經驗的維度，要求有效地從我們的意識中取消或排除大量來自當下環境的東西。我感興趣的是，19世紀以來的西方現代性是如何要求每個個體，按照“注意”能力來界定並塑造他們自己的；亦即要求脫離大量有吸引力的領域，不管是視覺領域還是聽覺領域，從而將注意力孤立在、或集中于刺激物的減化數量之上。我們的生命是如此不連貫狀態的一種徹底的混合物，這一事實並非“自然”條件所致，而是西方過去150年裏一種強有力的重塑人類主體性過程的産物。如今，在20世紀末，主體分崩離析的巨大社會危機得以隱喻性地加以診斷的方法之一，乃是“注意力”下降，因此也就並非無關緊要了。

20世紀對現代主體性的大量批評和歷史分析，一直有賴於“精神紛亂狀態裏的接受”這樣一個觀念，正如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及其他人所説的那樣。在這些著作之後，有一個假設長期以來非常流行，那就是，自19世紀中葉以來，知覺從根本上説以碎片化、震驚、離散的經驗為典型。我認為，現代的精神紛亂只有通過它與注意力的規範與實踐的興起之間的互惠關係，才能加以理解。我將探索這一悖論性的交集，自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它已經以許多方式存在於勞動、教育及大眾消費等規訓化組織中集中注意力的律令，與作為一個創造性、自由主體性的構成要素的持續關注的理想之間。有些人無疑會反駁説，我比較的是兩類不同質的注意力：例如，一個受過教育的個體盯著一件偉大的藝術品，與一個工人將注意力集中在執行某些重復的工作之上，這兩者之間沒有，或幾乎沒有什麼共同點。但是，正如我將要論辯的那樣，19世紀下半葉有可能出現純粹審美知覺的概念，與現代化的過程是分不開的：因為正是這一過程，使得注意力問題成為一種有生産力、可管控主體性的新制度建構的核心課題。我想論證的是，社會分工與主體自律的現代經驗，與一個注意力集中的個體輝煌的可能性、含混的局限性及其失敗，全部交織在一起。

此書試圖勾勒19世紀以來注意力問題的係譜學，並確定它在主體性的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具體地説，我想檢驗有關知覺與注意力的觀念，是如何在19世紀下半葉，伴隨著演出、展覽、投影等種種吸引人注意的新發明，以及記錄設備等技術形式的出現而逐漸轉化的。我試圖描述有關人類主體的行為及其偽裝的新知識，與社會及經濟轉型、新的再現實踐、視覺/聽覺文化的大規模重新組織相適應的方式。在這本書裏，我建構出一個相對來説比較陌生的有利視角，從這種視角出發，研究19世紀八九十年代普遍的知覺危機，並以此來表明注意力這一有爭議的概念，在那些年代的（以及間接地，在20世紀的相應發展中）社會、哲學與美學課題中佔據著怎樣一個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