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武帝元狩六年(西元前117)，在征伐匈奴的戰爭中屢建奇功的驃騎將軍霍去病以24歲英年不幸病故。司馬遷的《史記》記載了他隆重的葬禮：“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陣)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

出西漢都城長安西北行，跨過渭水，便是咸陽垣。這是從渭水河谷向黃土高原攀升的第一個階梯。九位西漢皇帝的陵墓由東而西，就排列在這高亢而平坦的垣上，每座帝陵附近散佈著眾多的陪葬墓，並設有陵邑。武帝茂陵位於今興平市南位鄉張裏村、策村和道常村之間，陵區內的陪葬墓主要集中在東部司馬道南北和陵邑東西兩邊。

關於霍去病墓，《史記》司馬貞《索隱》引姚察言：“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漢書·衛青霍去病傳》顏師古注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據此，近代以來，人們將名為“石嶺子”的一處封土遺址看作“霍去病墓”，即今茂陵博物館所在地。經2003年鑽探發現，這處封土為覆鬥形，底邊東西60米，南北95米，頂部南北16米，東西9.5米。其墓道位於封土北面偏東處，長36米，寬6—24米。封土南面偏東有一條陪葬坑，寬6.5米，延伸出封土外面13米。封土西面23米處有一南北向的陪葬坑。

封土頂部、四坡和附近發現14件人物、動物形象的石刻和3件文字刻石，其中既有虎、馬、牛、羊、象、豬、魚、蟾蜍等自然界的動物，也有諸如怪獸食羊、人熊相搏等具有神秘色彩的題材，長度一般超過1.5米，其大者超過2.5米。最為精彩的馬踏匈奴(圖1)高1.68米，長1.9米，被認為象徵著霍去病率領漢兵征服匈奴的功績。

在上世紀20年代，美國人福開森(John C. Ferguson)曾對這些石刻的年代及其與霍去病墓的關係提出疑問。2003年的鑽探發現，在霍去病墓以北100米處，即今茂陵博物館宿舍區內有一座墓葬，墓室東西19米，南北21米，墓道西向，長32米。這座墓葬的封土已夷平，舊説為霍去病的“衣冠冢”。最近賀西林根據這些新的線索，就上述石刻與霍去病墓的關係提出進一步的質疑，這對於今後的研究富有積極意義。但是在對遺址進行系統的發掘之前，各種解釋都只能停留在假説的層面，故本文暫從眾論，取舊説作為立論的基本背景，即仍將石嶺子遺址看作霍去病墓。

長期以來，霍去病墓石刻被研究者當作早期中國雕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討論，其圖片幾乎可以在任何一部中國美術史教材中找到，早已為研究者和公眾所熟悉，以至於我們無須再花費過多的筆墨一一詳細描述其特徵。許多學者都談到，這些作品體量巨大，多以形取材，因材生形，不同程度地保留有石頭的天然形態，動物多為臥姿，馬踏匈奴和躍馬的四肢間也不予以鑿空，以減少鏤雕之功，有的甚至保留了石塊原有的表皮。

為什麼是這樣一種獨特的風格？

這是一個老問題，但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一種常見的做法是將這種風格簡單地概括為“時代風格”。問題是，這裡所説的“時代”並不是一個準確的年代學術語，而是一種意義寬泛的措辭。在這樣的基礎上，對風格、形式的描述難以落到實處，所以大量的文章只能套用“深沉雄大”、“氣勢磅薄”等詞彙敷衍。

與這種做法不同，我傾向於把這些石刻看作與特定年代、地域、人物、事件相關的作品，試圖將其風格放置在更為具體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解釋，從而將關於作品主題、形式等內部元素的探討，與社會、宗教等外部問題的研究結合起來。

實際上，這批作品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從年代、地域和風格來看，我們還應注意到相關的其他幾批材料，包括上林苑昆明池牽牛和織女像、太液池遺址出土的一件石魚、甘泉宮遺址發現的石熊等。

《漢書·武帝紀》記載，元狩三年(西元前120)“發謫吏穿昆明池”。班固《西都賦》：“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張衡《西京賦》：“乃有昆明靈沼，黑水玄，……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浴室乎出入，象扶桑與汜。”《三輔黃圖》卷四引《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牽牛、織女于池之東西，以象天河。”文獻中提到的牽牛和織女像幸運地保留至今。其中牽牛像位於長安縣鬥門鎮常家莊田間，高2.58米，呈坐姿，頭部較大，向左側傾，面部刻畫粗率，頭髮以鏨子鑿為陰線，右手舉于胸前，左手置腹上，腰部以下未經細緻雕琢(圖2)。織女像今在鬥門鎮棉絨加工廠附近，高2.28米，項後垂有發髻，亦為坐姿，身軀較為板直，袖手置膝上，其面部經過後人修補(圖3)。兩像均採用巨大的四方柱體花崗岩雕刻而成，保留了材料外形基本的輪廓。由於刻工較粗，其性別被當地村民顛倒，早年有關報道也有誤判，後予以糾正。

除了牽牛、織女二像，文獻還提到昆明池有石鯨魚。《西京雜記》卷一曰：“昆明池刻玉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三輔故事》記載更詳：“昆明池中有豫章臺及石鯨。刻石為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陳直曾提到：“鯨魚刻石今尚存，原在長安縣開瑞莊，現移陜西省碑林博物館。”碑林博物館在1955年6月至1993年1月名作陜西省博物館。1991年陜西歷史博物館建成後，碑林的許多文物陸續移至該館。與陳直的説法相近，《中國文物地圖集·陜西分冊》稱，有一件石鯨原在長安區鬥門鄉馬營寨村西出土，斷為鯨體、鯨尾兩截，鯨體長5米，尾長1.1米，鯨體始遷至客省莊(岩案：即開瑞莊)，今存陜西歷史博物館，鯨尾仍在原地。劉慶柱、李毓芳也提到馬營寨村出土有漢代石鯨，推定為原昆明池中的石鯨，然其描述與《中國文物地圖集·陜西分冊》的文字有較大差異：“石為火成岩質。鯨體渾圓，長1.6，最大直徑0.96米。頭部雕出鯨眼，尾部彎曲，鯨體鱗紋仍依稀可辨。”遺憾的是，“昆明池石鯨”的説法找不到更為詳細的報道，所有提及該石鯨的論著均未提供圖片。

陜西歷史博物館門前水池中陳列一石魚(圖4)，承該館文軍女史查檢館內檔案可知，這件石魚為建章宮太液池遺址所出，而不是昆明池中遺物。此物于1973年發現于西安三橋北高堡子村西，為砂石刻成，呈橄欖形，長4.90米，最大直徑1米，其頭部僅雕出一隻眼睛。《漢書·武帝紀》記太初二年(西元前103)在長安城西起建章宮，《史記·孝武本紀》載：“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三輔黃圖》卷四引《關輔記》：“建章宮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為鯨魚，長三丈。”發現者對照這些文獻，將該石魚認定為太液池中石鯨。

鬥門鄉馬營寨村與三橋北高堡子村一在今西安市區西南郊，一在西北郊，相隔較遠，上述兩説所指是一是二，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還有陜西淳化縣城北約30公里的好花疙瘩山(古稱甘泉山)南梁武帝村西漢甘泉宮“漢武帝廟”舊址(通天臺)的一尊石熊。石熊採用長英岩料，以石擬形，雕為蹲臥狀，左前爪舉至左耳處，其餘三爪收于腹前，高1.25米，直徑2.93米。距石熊不遠處一尊高1.46米的“石鼓”，其上有北宋政和丙申年(1116)遊人的題記(圖5)。甘泉宮為西漢祭天之地，林梅村推斷此熊屬於武帝祭祀太一的紫壇殿前的石神石獸之列。但甘泉宮遺址並未作系統發掘，這組材料也未見正式的考古調查報告發表，其性質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上述石雕人、魚、熊與霍去病墓石刻的共性表現在幾個方面：其一，其年代皆在武帝時期；其二，均集中在西漢都城長安附近；其三，均與宮廷營造工程有關；其四，皆為形體較大、雕刻粗率的石刻，風格相近。

陜西城固縣張騫墓前的一件被認作“虎”的石獸，也被有的研究者看作這一時期的圓雕作品。從後來發表的照片看，石獸已殘，只余軀幹及頸部。其腹下鑿空，外輪廓呈大幅度的S形，頗似東漢的風格。1957年，山西安邑社村老墳地出土一件石虎，僅頭部雕刻較為具體，四肢間未加鑿空，也是“循石造型”的作品，風格與霍去病石雕相近，高0.71米，長1.34米。有關報道推定為“西漢墓冢或祠廟前之物”。另外，1985年河北石家莊小安舍村出土的一對石人，據信與西漢文帝時期所修趙佗先人墓有關。由於這三件作品或年代不易論定，或性質不甚明確，或地域相距較遠，故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

二

關於霍去病墓石刻風格的成因，一種通行的解釋是，在石刻藝術的起步階段，中國人對於石頭的性能還不熟悉，加工技術無法達到精工細緻的程度，當時的鐵制工具也不夠成熟，因此工匠採取了這種比較節省工時的方式。仔細分析，這種看法仍有值得推敲的餘地。

大規模地將石頭用於建築和藝術，的確是西漢開始的一種新變化。

將史前石器加工技術考慮進來是沒有實質意義的。在年代更早的歷史時期的遺址中有零星的石刻發現，如早年發掘的商代殷墟西北岡1001號大墓出土一組大理石刻，包括一件37.1釐米高的石虎。殷墟婦好墓中也發現一對高40釐米、大理石刻成的鸕鶿。這些石刻的造型和紋飾很像同時期的青銅器，表面的磨光程度很高。因為其體量並不太大，也許可以直接搬用玉器製作的工具和技術。這些材料難以和西漢的大型石雕構成有機的關聯。

1998—1999年在陜西臨潼酈山秦始皇陵出土的大量石甲胄展現出對於石頭令人費解的一種加工方式，工匠們花費大量工時，將石頭加工為與實物大小形制相同的甲片，然後連綴為成套的甲胄。石頭在這裡被轉化成金屬製品的外形，完全失去了原有的質感；而甲胄原有的金屬材料為石頭所替換，全然不具備實戰的功用。這種處理石頭的方式與漢武帝時期大型石雕所採用的手法大相徑庭。

總體上看，上述年代較早的材料過於零散，並不能為研究漢代石刻技術的淵源提供充分的資訊。因此，從早年調查霍去病墓的歐美學者，到近年來研究這一課題的中國學者，都有人將西漢時期這種新出現的藝術形式解釋為北方草原民族或其他外來文化的影響。但即使有某些技術或文化的因素傳入，也難以證明有外來工匠直接參與了這些石刻的製作，相反，在發現的“左司空”題記卻説明其工程是由少府左司空督造的(圖6)。而“平原樂陵宿伯牙、霍巨孟”的題記(圖7)則説明工匠中有的來自今山東北部的平原郡樂陵縣。

就目前材料來看，石頭加工技術可能在秦到西漢初年有了飛躍性的發展，人們在這個時期開始掌握製作大型石刻的某些初步的技術手段。冶金學的研究表明，在戰國早期，已出現了脫碳鑄鐵、韌性鑄鐵和鑄鐵脫碳鋼的生産，到戰國中晚期，淬火工藝形成並在西漢早期得到普及，這些發展都大大提高了鐵制工具的強度，使得生産工具實現了鐵器化。酈山秦始皇陵西北鄭家莊曾發現一處秦代石料加工場，出土打石用的鐵質工具175件，這些工具可能不是用於石鎧甲的製作，而有可能施諸體量巨大的材料。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妻竇綰墓中曾發現較多的生産工具，在封門外的填土中發現了鏟、镢、錘等工具，應是開鑿墓穴時所遺留的。這些工具雖然並不一定直接用於攻石，但在山間開鑿這座容積達3000立方米的墓穴必然要使用大量鐵制工具。竇綰墓出土了36件鐵范，説明在開鑿墓穴時，很可能隨時就地鑄造新的工具。

從西漢初年開始，類似竇綰墓的這種大型崖洞墓成為諸侯王陵經常採取的形式。崖洞墓開鑿在山岩間，內部多個墓室互相連通，結構複雜，工程極為浩大。崖洞墓的流行為漢代工匠熟悉石頭的性能和加工技術提供了大量的機會。江蘇銅山龜山西漢楚王及王后墓墓室內壁加工之平整令人驚異，其長達56米的北甬道筆直延伸，毫釐不爽(圖8、9)。而這種對石頭表面進行磨光的技術，卻不見於那些長安附近的石刻人物和動物。

石材加工的技術甚至在民間也已經開始逐步推廣。西漢中期到晚期，在以山東南部、江蘇北部為中心的沿海地區，包括河南東部和安徽東北部，出現了一批石槨墓，其年代最早者，據研究至少可以至武帝時期。這些墓葬中的石材加工較為平整，並且出現了越來越複雜的圖像裝飾。

由於武帝時期的石刻工程是由皇室控制的，所以並不存在財力不逮的問題。漢代初年與民休息，但到武帝時期國力已經積累到相當高的程度，皇室規模宏大的工程絕不在少數，這是區區幾件石刻耗費的工時所無法比較的。

據鑒定，霍去病墓石刻的材質有4種岩石學類型：第一種為花崗偉晶岩，其中躍馬由一塊完整的花崗偉晶岩雕成，伏虎、蛙、怪獸食羊的材料均呈花崗偉晶岩脈侵入黑雲斜長片麻岩中；第二種為片麻狀花崗岩，包括臥馬、臥象、人、人熊相搏等；第三種為中粒二長花崗岩，包括馬踏匈奴、兩件魚、臥牛、野豬等；第四種為輝石岩，僅蟾一件。這四類岩石的硬度雖然較高，但在外力的撞擊下容易破碎，並不很難加工。

即使像許多研究者那樣將這些石雕放置在雕塑史的脈絡中來觀察，我們也會注意到，它們粗樸簡括的作風並不是這個時期所有雕塑作品均遵循的定式。長安附近出土過多件西漢時期的玉質圓雕作品，常常可以看見十分靈巧的作品，如咸陽新莊元帝渭陵西北、王皇后陵東建築遺址出土的玉雕熊、鷹、辟邪和仙人騎馬像(圖10)，囊括了圓雕、透雕、浮雕、線刻等多種雕刻技法。西漢時期流行的青銅鎮造型巧妙，外表鑲嵌的金絲銀線，充分顯現出這時期人們對於雕塑外表裝飾的重視。而茂陵1號無名冢1號陪葬坑出土的一具鎏金銅馬長76釐米、高62釐米(圖11)，造型準確，比例合度，可以代表這時期雕塑藝術寫實風格的水準。這些同時期雕塑作品固然有材質上的差別，但它們對造型的理解和追求的確與那些大型石雕大異其趣。

除了上述形體相對較小的作品，大型的雕塑作品也已有例在先。《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秦朝曾有十二金人之作，其造型無從得知。有學者建議參照時代更早的曾侯乙墓的鐘銅人來想像，估計二者相去不遠。但是，這些已有的大型青銅像的造型似乎沒有影響到西漢石刻的製作。至於秦始皇陵從葬坑出土的陶俑的寫實風格，也讓人感到後無來者。

值得注意的還有崖洞墓工程中所見漢代人對於石頭的理解，它們實際上是在石頭內部拓展出複雜的空間。這樣的思路也未出現于西漢的大型石刻中，後者的功夫只是有節制地施加於石頭的外表。

以上我分析了工具、技術、材料以及對雕塑形體與空間關係的理解等因素，這並不意味著上述條件一一具備了，就會産生技法嫺熟、製作精工的石刻作品，因為這些因素如何結合到一件作品中，對當時的工匠來説，仍然是一個新問題。但是，既然各種條件已經具備，這樣的問題就不難以解決。工匠們可以對雕刻的局部做較為精細的處理，就一定能對其做全面的加工，只要時間和財力允許，那些未經加工的石塊外表也可以得到處理。説到底，馬腿之間不鑿透、石蟾大部未施斧鑿，不是“不能”，而是“不為”。“不為”的背後應有某種特殊的觀念在産生作用。或者説，工匠們不是被動地接受了看似半成品式的風格，相反，他們是充分考慮到這些雕刻的功能和意義，而做出了主動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