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在擁有第一件藏品以前就有這樣一個觀點：藝術可以使所有接觸到它的人上進，可以促使個人信念擢升，可以幫助工業及製造業進步，可以使向善的理念實現；這是一個基本的社會和道德前提。

在這本弘揚大都會博物館館藏實力的圖書的開頭，有必要指出這些根本原則，因為令人嘖嘖稱奇的是，借由這些根本原則，大都會博物館在過去一個半世紀內，從一無所有發展成為堪稱世界上最偉大的百科全書式藝術博物館。

百科全書式或“環球”博物館的概念源於啟蒙運動時期歐洲創立的模式。在大都會博物館，我們的使命是跨越所有文化和時期收集人類最偉大的藝術成就，包括早至西元前八千紀的物品。這些藏品中的精華既出現在我們十七個展覽部門各自的永久展區，也出現在側重特定主題、時期或藝術家的臨時展覽裏。同一座博物館內擁有如此豐富的素材，在看似迥異的歷史和傳統之間創造出特別的對話，這使我們的訪客在一次參觀中就能真正地週游世界。

從許多方面來看，大都會博物館的故事都是獨特的美國故事。這是一個關於雄心、公民責任和慷慨付出的故事：它來自1866年7月4日巴黎的一次午餐，借鑒了歐洲王室贊助了數個世紀的歐洲博物館，美國著名律師約翰·傑伊在那一天宣佈，美國需要自己的藝術博物館，當天在場的一批美國同胞誓言要共同為之努力。於是，大都會博物館在四年後成為現實。

自1870年成立以來，大都會博物館就致力於推廣民眾教育。其使命宣言在這一點上毫不含糊，聲明大都會博物館“將坐落于紐約市，旨在為該市締造並維護一座藝術博物館和圖書館；鼓勵併發展美術研究以及藝術在生産和實際生活中的應用；推動相關主題綜合知識的發展，併為這一目的而提供普及教育”。

1880年，坐落在中央公園的大都會博物館首次開放時，受託人約瑟夫·喬特宣告大都會博物館符合“數百萬工人最重要且實際的利益”（圖一）。然而，博物館在最初的時期幾乎無法向這目標邁進，因為它的開放時間與工作日完全重合，只有士紳階層人群才有空參觀（圖二）。因此，大都會博物館的早期參觀者在人口構成上區別不大，與那群創辦博物館的富商一樣。伊迪絲·華頓的小説《純真年代》將十九世紀末的大都會博物館描述為“在無人問津的孤寂中腐朽”。紐蘭·阿切爾同奧蘭斯卡伯爵夫人坐在空蕩蕩的大都會博物館裏，無奈地説：“唔，總有那麼一天吧，我想，它會成為一座了不起的博物館。”

事情確實起了變化。1889年，經過數年討論後，大都會博物館終於開始在星期日向公眾開放。1911年的年度報告驕傲地宣稱，大都會博物館“ 已經不再僅僅吸引上流社會”。進入二十世紀，博物館的觀眾及館藏都繼續增長。學生在這裡受到歡迎，人群涌入展館觀看重要展覽，如1909年的“哈德遜—富爾頓慶祝展”，1942年的“藝術家支援勝利”，1963年借來的《蒙娜麗莎》及1978年的“圖坦卡蒙的寶藏”。隨著大都會博物館引起公眾越來越多的關注，參觀者也持續穩定增加。如今，博物館每年的觀眾已經超過五百萬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館早期在為大眾提供藝術品欣賞時常常提供的並不是藝術品原作。博物館在初期信守的觀念是，名作永遠不可能被大都會博物館買到，因此將大量精力集中在積累世界名作的電鑄版和石膏模型上（圖三）。總數超過兩萬六千件的石膏模型如今被安置在中世紀雕塑廳和兩個相鄰的展廳內，後者主要用作歐洲時代館。

但在1902年，一切都改變了。雅各布·S·羅傑斯給大都會博物館留下了五百萬美元的鉅款，專供購買藝術品之用。這位古怪的商人在新澤西州的帕特森製造機車，據各方説法，他更像是位偏執厭世的人，而非博物館愛好者。這份厚禮使大都會博物館從一個掙扎生存的機構搖身變成了藝術市場上的一股強大力量，並使大都會博物館有能力購買藝術品原作。在羅傑斯基金成立的頭二十年內，大都會博物館購得勃魯蓋爾的《收割者》、我們那不同尋常的來自博斯科雷爾的龐貝壁畫和吉爾伯特·斯圖爾特的《喬治·華盛頓》；這些作品只是我們用這筆轉型贈款所購名作中的一小部分。

在二十世紀初購買名作的並不止大都會博物館。J.P.摩根、本傑明·奧特曼、哈弗梅耶夫婦等大收藏家此時已發起一種非凡的收藏與慷慨贈予並行的傳統，並由幾代博物館捐贈者維繫下來。您將在本書中隨處看到，大都會博物館許多展覽部門的鎮館之寶，正是一些有史以來最優秀的私人藝術收藏機構贈予的禮物。今天，這一傳統依然延續，同樣延續的是大都會博物館通過購買更多藝術品來完善館藏的堅定決心。

正如我們的館藏一樣，博物館的建築也隨著時間變化而有所發展。1880年建在中央公園邊緣的那棟簡樸大樓，如今已擴展成繁華的第五大道上沿街而立的兩百多萬平方英尺的建築（圖四）。我們今天所見的新古典主義建築外觀由理查德·莫裏斯·亨特設計，建於二十世紀早期，而北展館和南展館（1911 年和 1913 年）則是麥金米德懷特公司的作品。這棟建築在中央公園留下的最後足印要到1970 年博物館成立一百週年紀念時才完成，自那以後我們的展覽館都是根據需要在建築內部發展。

縱觀大都會博物館的歷史，始終未變的是我們對學術的投入。學術工作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基礎——展覽、教育活動、出版物、博物館網站。若無對藏品的理解和詮釋，我們就和一間託管保護珍寶的倉庫並無二致。自1906年大都會博物館開展首次考古挖掘以來，我們在考古工作上的投入就在古代世界研究上起了重要作用。我們已出版的數千種書籍中，許多都是相關領域內的權威著作。

本書出版之際，正是大眾對大都會博物館館藏的接觸以及對館藏資訊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多更大之時。全世界數百萬人通過我們的網站觀賞這些藝術品，並愈加希望能親臨博物館欣賞藏品。確實，沒有什麼能像大都會博物館陳列室中的藝術品那樣與我們産生強烈共鳴，不管是作為個體還是作為一個文明。我們與這些藏品的關係，就是大都會博物館之所以建立的原因：這是一個由公民而建，並且為公民而建的博物館。這在博物館成立之時是個雄心勃勃的理念。而值得一提的是，這個主意——也就是不靠教會或王室，而靠決意要與公眾分享藝術品的捐贈者，從私人渠道積累藝術品——不僅存活下來，而且其意義從未消減。

大都會博物館最初通過展現人類最偉大的藝術成就來教育和激勵大眾的使命，至今仍指導著我們思考博物館的持久定位。我們的成功將有助於加深對所有藝術和文化的理解，並會相應地鼓勵以一種更全球化的視角來看待我們生活的世界。我想像不出比這更重要的未來願景。

托馬斯·P·坎貝爾